金石碑刻
- 中途分类：B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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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道教文化
究其武当山碑刻文化，自元代至明清近十种武当山志记载各不尽相同。以最有代表性的元明碑刻文化作相互比较，元代虽已有林下洞阳道人刘道明编撰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也有较完备的编撰体例，是目前现存最早的武当山志，但尚无金石门类及碑刻的分类与记载。至于历代皇帝的诏诰、圣谕，实无进入碑刻之证据，难以全部采信。特别是近来出版的《武当山金石录》将历代诏诰、圣谕列入金石门类同属此类。在完备的志书编撰体例下，明及明代以后的武当山志碑刻文化明显已有重要的位置，但详略不尽相同。以明代任自垣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任志）、方升的《大岳志略》（以下简称方志）、凌云翼、卢重华的《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卢志）为例，任志载有金石门类31种，其中元代19种，明代12种。方志、卢志均无金石专门分类，仅见于诏诰与艺文类中。如方志“太宗文皇帝《道宫之碑》”（即成祖朱棣《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宪宗皇帝《紫霄宫神像记》”等入“王言略”，元揭傒斯《五龙万寿宫碑》（即《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五龙万寿宫瑞应碑》（即《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程钜夫《真庆万寿宫碑》（即《大元敕赐武当山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明刘三吾《武当五龙灵应宫碑》、胡濙《碑阴文》、《榔梅碑阴》、黄衷《金箓大醮之碑》等入“艺文类”。卢志体例均同，且碑文资料更为详实，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如明李衍《圣德昭应碑记》、冯继科《恩命碑记》、陈良谟《提督藩臣署记》、方升《神惠仓记》、汪道昆《大岳文昌祠碑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