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政变与湖北新民主革命的挫折
（一）汪精卫武汉“清党”
从前面对汪精卫右倾的分析可知，他在武汉“清党”分共，绝不是偶然的，既有思想理论基础，又有行动准备。汪精卫事后承认：“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作为当事人，汪精卫对自己主持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历史一直津津乐道。下面简单勾勒一下汪精卫策划“清党”、“分共”的轨迹。
4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专门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是其分共之开始。
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连续发布各种宣言和训令，压制工农运动的“幼稚”、“过火”行为。
5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指示：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离开军队，担任工会及农民协会组织者的共产党员离开工会和农会。
6月初，下令解散湖北两个最大的、开展农民运动富有成效的县级农民协会：黄冈县农协和黄陂县农协，肆意摧残工农运动。
6月5日，汪精卫以罗易泄露给他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为借口，宣布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6月10日，在郑州会议上，汪精卫大肆发泄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不满，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破坏国民革命”，表示对共产党“应予严厉制止”。此后便加快分共步伐。自云：“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
从前面对汪精卫右倾的分析可知，他在武汉“清党”分共，绝不是偶然的，既有思想理论基础，又有行动准备。汪精卫事后承认：“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作为当事人，汪精卫对自己主持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历史一直津津乐道。下面简单勾勒一下汪精卫策划“清党”、“分共”的轨迹。
4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专门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是其分共之开始。
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连续发布各种宣言和训令，压制工农运动的“幼稚”、“过火”行为。
5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指示：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离开军队，担任工会及农民协会组织者的共产党员离开工会和农会。
6月初，下令解散湖北两个最大的、开展农民运动富有成效的县级农民协会：黄冈县农协和黄陂县农协，肆意摧残工农运动。
6月5日，汪精卫以罗易泄露给他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为借口，宣布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6月10日，在郑州会议上，汪精卫大肆发泄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不满，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破坏国民革命”，表示对共产党“应予严厉制止”。此后便加快分共步伐。自云：“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
6月下旬，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辞职，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6月27日，汪精卫“下令由卫戍司令部执行清共”。
6月28日，在汪精卫的纵容下，何键在汉口发布反共训令，攻击、诽谤“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不过藉此名词，以掩护其阴谋耳”。要求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宣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并派兵查封工会，公开上街拘捕共产党人。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密令军警查封中共机关和总工会。
6月27日，汪精卫“下令由卫戍司令部执行清共”。
6月28日，在汪精卫的纵容下，何键在汉口发布反共训令，攻击、诽谤“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不过藉此名词，以掩护其阴谋耳”。要求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宣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并派兵查封工会，公开上街拘捕共产党人。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密令军警查封中共机关和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