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湖北省支部1948年6月正式成立，主席聂国青，副主席周杰。与此同时民盟汉口市支部成立，马哲民任主任委员。民盟在武汉地区展开活动则在此前。民盟重要成员聂国青、马哲民、唐午园、戴今生等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到武汉即开展盟务活动。1948年春，戴今生南去香港，向民盟总部汇报湖北的盟务。民盟总部决定成立民盟汉口市支部，指定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戴今生等5人组成筹委会(又称“五人小组”)。戴今生回到武汉即与马哲民等成立了汉口市支部并开展活动。

　　民盟组织的成立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李伯刚、吴传启就是中共党员，此外总部介绍的汪德彰及宋洛等亦是中共党员。民盟主要通过这些党员与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发生横向的关系，接受中共的领导。

　　在武昌蘅青中学举行的盟员代表大会上确定的中心任务是：1．积极、慎重地发展组织；2．宣传光明在望的革命形势；扩大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声援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3．依靠地下党、配合各方面进步力量，为迎接解放，做好思想准备、斗争准备；4．深入加强同广大知识界的联系，掌握动态，因势利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民主活动，从而开展省盟的工作。

　　省盟在学校方面有两个阵地，一是蘅青中学，周杰任校长。他团结了一部分爱国、热爱教育事业的老、中、青知识分子，招收工人子女入学，并以优秀的教学质量赢得了社会的称赞。这里既是民盟传播民主思想的阵地，又是组织秘密集会的场所和重要活动中心。二是中华中学，陈竹虚任校长。他在教师队伍和高中学生中，进行了团结、争取和宣传民主萆命的工作。例如1948年冬，该校举行欢送高中毕业学生的集会，盟员谈瀛以教师代表身份讲话，指出两百年前孟德斯鸠写出了《法意》，一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出了《共产党宣言》，为民主革命树立了前进的里程碑，希望毕业学生遵循这条道路寻求真理，争取进步，迎接寒冬过后的春天。谈的讲话引起了全体学生一致热烈的鼓掌，使应邀到会的该校董事长邓翔海(时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为之瞠目结舌。

　　省盟在宣传方面，通过《自由论坛》陆续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援”的行径，谴责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的野蛮行为(包括北平沈崇事件、汉口景明大楼事件)，揭露国民党通过通货膨胀、豪门垄断，进行经济掠夺，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还利用《新湖北日报》“大江”副刊，揭露敌人的阴谋与谣言，吐露民众的真情，传达民意、伸张正义，例如揭露国民党以“失踪”方式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等。

　　市盟在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也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47年市盟筹建阶段，就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利用秘密和公开的形式，对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先后秘密翻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以供学习，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理解共产党的政策，澄清谣言，安定人心。1948年11月，市盟在汉口建立了平汉铁路地下交通站，先后护送由香港经汉口去解放区的民盟总部人员5批，约20余人。还分别在中共鄂豫军分区和中共江汉区城工部的支持与帮助下，多次护送大批进步青年奔赴解放区和江汉军区工作。

　　1949年5月初，市盟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动员盟员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群众斗争。马哲民和盟员王一蛟争取团结了湖北农学院院长管泽良，反对农学院搬迁。盟员艾伟生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和各方面的进步力量，阻止了华中大学的搬迁。在国民党军队撤离武汉的前夕，市盟筹委唐午园、李伯刚参加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维持武汉社会秩序的稳定。盟员查子宣(华诚药房经理)说服同业中的人员留汉安心营业，并在盟员熊子民的授意下，制作了一幅缝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在5月16日汉口解放的当天，挂在华诚药房三楼的屋顶上，第二天早晨带动了江汉路的商店照常营业。

　　民革湖北省支会汉口分会于1949年1月27日成立，容景芳负责。民革湖北地方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早在1946年，李济深便任命王葆真为华中军事特派员，王于1946年、1947年两次来汉，传达了民革中央关于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的任务。1948年8月，民革成员傅盐梅密赴香港，带回民革中央的意见：赶快行动起来，将策反的部队就近交人民解放军收编，以便统一指挥。容景芳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发动民革成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分头进行军事策反工作。其中有的未获成功，如曹天铎策反张淦，傅盐梅策反詹剑锋等；有的获得了成功，如查制军策反何文灿，胡文卓策反金亦吾；有的为日后举行起义铺平了道路，如容景芳策反张轸，刘达九和李健侯策反宋少华等。

　　反南逃、反搬迁、反破坏、保厂护厂是民革做的第二件事。汉口商品检验局是国民党中央经济部在汉机构，拥有许多专家学者和珍贵的进口仪器。1949年3月初，局长刘桂胁迫全局员工随他南逃，并派人将重要仪器装箱待运。在这紧要关头，民革成员王木森发动群众40多人组成了“局应变委员会”，护局保产。后刘桂南逃，留下2个武装警卫威胁职工，并扬言要杀害王木森。王与这两人多次谈心，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们站到“局应变委员会”一边，将四大箱贵重仪器和八大袋重要档案文件抢运回局，连同局里保存的20多个白金坩埚，解放后都交给了国家。还有民革成员王导民做湖北省直接税局局长程起陆的工作，当解放大军进逼武汉时，争取程弃暗投明，完整地移交出湖北省直接税局的全部档案。

　　维持武汉“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是民革做的第三件事。1949年5月，中共江汉三分区城工部部长熊克浩指示容景芳，要他组织民革成员和消防队员一起，维护社会治安。容立即串连发动许多人，于5月15日晚上，上至汉口研口、下至三元里，分区担任警戒。民革成员容景芳、晏道刚、林厚周等人还利用旧部、亲朋关系，参与策动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汉口市市长晏勋甫的起义。

　　民建武汉地下小组于1949年2月25日成立，华煜卿为负责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领导下，以汉口福新公司为据点，利用汉口市工业会“星期六聚餐会”作为活动宣传阵地，为反搬迁、反破坏、迎接武汉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华煜卿常向武汉的工商业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并以武汉市民主建国会的名义，秘密印发了《迎接大时代到来》分寄工商界人士，阐明解放的必然趋势，“希望工商界人士不要听信国民党的谣言，不要逃跑，不要迁厂迁店，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维护好工厂、商店的正常生产和经营。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的日子已临近了，新的大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工商界要为迎接武汉的解放而欢呼!”华煜卿还受中共武汉市委的委托，对既济水电公司代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葆基、电信局长尤照、资源委员会煤矿总经理茅伯笙等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动员他们留在武汉。在武昌纱厂拆迁广西问题上，华煜卿以工业会理事和申新纱厂负责人的身份与国民党有关人员周旋．终于将工厂保留下来。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破坏城市的基础设施，华煜卿等与李书城、张难先出面，先后由工商界筹款3万银元，以“酬劳费”名义，分次送给国民党军警，要他们在撤退时保证不破坏城市。在武汉进入“真空”前夕，华煜卿出任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常委，担负该会所需经费、物资等的筹措工作。5月15日午夜，华煜卿通过与汉口四维路江边、青岛路江边、宗关襄河边和花桥郊区四个观察点的联系，得悉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出汉口，当即向中共武汉市委汇报，然后与贺尔梅等人驱车赴滠口前线迎接先头部队。5月16日，华煜卿等民建成员又以工商界代表身份，陪同中共武汉市委的同志一起到刘家庙迎接解放军进城。

　　农工民主党湖北(临时)支部于1949年4月8日在武昌成立，负责人为张富康。早在1948年，农工党成员周杰就组织“十入座谈会”议政，年底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又通过了周杰等30余名参议员倡议的向全国呼吁和平的通电。1949年2月至3月间，农工党成员唐午园在胜利街重庆商业银行汉口分行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要求他们留在武汉，迎接解放。临时支部成立后，张富康即在武汉的大、中学校教师及湖北省政府各厅处中上层职员中发展党员，学习共产党的政策，开展护厂护校活动。裕华纱厂的农工党成员邓白益团结工人保护机器设备，维护正常生产，并将该厂的纱锭、棉纱及库存银元等情况，转报中共地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