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鄂南鏖兵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继承孙中山的“遗愿”，作出了进行北伐的原则决定。
    6月4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北伐的决议。7月1日，根据作战计划，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本军为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贯彻国民革命之主张，基于国家与民众利益，以打倒军阀及反革命派，集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隆重举行誓师阅兵典礼。同月14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庄严地向全国宣告此次北伐的目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宣言》指出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积过去革命之经验，不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军阀，不独建设统一政府无望，而且革命根据地亦有被破坏之虞。而“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为达此目的，“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
    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虽是1926年7月9日，其实，北伐的序幕早在5月下旬革命军先遣队援湘抗吴即已拉开。北伐战争前夕，盘踞湖南的军阀赵恒惕挂着省自治的招牌，做着吴佩孚的附庸，对湖南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湖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驱赵运动。赵的部下唐生智逐步倾向革命。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赵逃出长沙，由唐代理湖南省长。但唐的举动为吴佩孚所不容，他一面委派湖南省防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一面调直军入湘配合叶部消灭唐生智。5月初，唐部不敌后撤退往衡阳等地，并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广东国民政府深感情势危争，如果唐生智再败，湖南将为吴佩孚所有，广东国民政府将失去缓冲之区，北洋军阀气焰更炽，两广危矣。救人如救己，广东国民政府遂应其所请，先后派出第七军、第四军一部援湘作战。由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入湘作战，首战告捷，继与李宗仁第七军之钟祖培旅联手，协同唐生智所部，相继取得了衡山、金兰寺、渌田、龙家湾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衡山的巩固与攸县的收复，粉碎了吴佩孚打垮唐生智、再次夺取湘南进而进攻广东的图谋，同时也稳定了湘南战局。
    北伐先遣队入湘作战的胜利，更加坚定了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继先遣队北上后，广东国民政府加紧北伐的准备工作。北伐誓师后，按作战计划相继开赴湖南前线。湖南人民纷纷成立反吴战争委员会，欢迎北伐军的到来。7月上旬，在北伐军的英勇作战中，湘乡、湘潭、株洲、醴陵等湘中重镇次第克复，湖南的南方门户完全洞开，吴部守军失去屏障陆续后撤。北伐军迅速向长沙进军，长沙守敌弃城逃走。7月11日，北伐军进驻长沙。长沙的克复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取得胜利，它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威，坚定了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和信心，也极大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气焰，削弱了北洋军阀的势力。
    北伐军占领长沙后，蒋介石在此召开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接受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建议，确定了直捣武汉，消灭吴佩孚的战略方针。决定兵分三路攻取湖北，对江西暂取守势。以第四、七、八军组成中央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以占领武汉至武胜关为作战目标；由第二、三军、独立第一师、第五军之第四十团组成右路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监视江西，拱卫中路右侧安全；由第九、十军组成左路军，由袁祖铭指挥，以荆沙和襄阳为作战目标，封锁长江上游，保护中路左侧。8月19日，中路军发起总攻，经过艰苦的汩罗江会战，攻占了平江、岳阳，切断了粤汉路。这样北伐就取得了在湖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随即北伐军继续挥师北进，追歼逃敌，把战场推进到湖北境内。
    吴佩孚所部在汨罗江的防线被北伐军摧毁后，其残部由宋大霈收集，据险坚守汀泗桥。原驻守武昌的湖北军务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部前来增援，以图阻止北伐军北进。汀泗桥位于武长铁路咸宁以南，该地南、北、西三面环水，东面山岭筑有坚固工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有这座铁路桥可以通过，为鄂南第一门户。北伐军要进军武汉，必须攻占汀泗桥。8月20日，吴佩孚在获悉汩罗江防线崩溃的战报后如惊弓之鸟，立即带领湖北陆军第四师陈德麟、中央陆军第八师刘玉春所部匆忙南下，于25日到达汉口，旋即召开军事会议。鉴于通城、岳阳、羊楼司、蒲圻等已为革命军占领，北伐大军气势如虹、志在必得之情势，吴佩孚决定在汀泗桥、咸宁、柏墩一线凭险固守，遂令宋大霈、董政国率各部坚守汀泗桥、咸宁一带阵地；刘玉春所部至官埠桥、贺胜桥、驻桥一线，构筑防御工事；令马济到纸坊后，对通山、金牛方面作左侧防御。并令各部要全力死守，等待主力部队到来后，再协同赣军转守为攻。
    为攻占汀泗桥，北伐军的战斗部署是由第四军担任汀泗桥正面攻击任务，以集中在蒲圻附近的第七、八军作为第四军的策应，第六军则在通城待机。8月25日晚，第四军发出次日进攻汀泅桥的命令，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沿铁路两侧向汀泗桥西面及西北方向前进，与第十师一部自左包围攻击；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和第十师一部从右翼包围攻击；独立团为预备队。次日拂晓，第四军各部按作战计划向指定位置移动。进入战斗岗位后便与守敌发生交火。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在与汀泗桥守敌的正面进攻中，战斗极为惨烈。时逢大水，汀泗桥镇三面被大水包围，街道亦被淹没，北面沼泽洼地更是一片汪洋，正面攻击受阻。其他各部的攻击都因有敌人的顽强抵抗而遇到暂时困难。北伐军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武器装备差，攻击力比较弱，敌人占据有利阵地，还有大水的意外“帮助”，北伐军虽苦战一天，但进展不大，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此种战况对北伐军极为不利。若北伐军不能尽早打开局面，等到吴佩孚援军到达和孙传芳与之策应，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此种情况，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不顾任何牺牲，当夜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当前高山阵地，乃挽救危局”。他的建议被采纳。当晚，该团借着夜幕掩护，在笫二十九团的协同下，对敌人阵地实施突袭。半夜时摸到敌人阵地前与守敌展开白刃肉搏，将敌人中央阵地打开一个缺口，占领据点数处，该团一营在这场突袭战中伤亡近百人。另外，第二十八团亦迂回到朱家铺等地，截断了敌人退路。
    次日拂晓，第四军在共产党员聂鸿钧组织的农民土枪队、破路队、向导队的配合下，发起全线总攻。突入敌阵的第三十六团与第二十九团相互配合，向据守高岭之敌发动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并多次组织反冲锋，经过两小时苦战，终于击溃守军，夺取了高岭阵地，沿铁路北逃之敌也被协同部队截获。在第三十六团和第二十九团进攻高岭阵地的同时，第三十团也对敌塔脑山阵地发起攻击。该团二营营长身先士卒，带领所部向敌人发起多次冲锋。守敌凭借工事和强大火力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在敌人的火网下，三四十人先后倒下，团长戴戟也在战斗中负伤。革命军不惧牺牲，以巨大的代价，终于攻克了塔脑山阵地。至27日晨，汀泗桥东南方高地悉为北伐军所夺取，通向汀泗桥镇的大门被打开，扼守铁桥及西山阵地之敌失去犄角，在革命军的正面攻击下不敢恋战，纷纷向北败退。至上午9时许，战斗胜利结束素有“武汉天险之门户”的汀泗桥便为革命军克复，扫除了北伐军北进的一大障碍。汀泗桥之战，是北伐军进入鄂境进行的首场恶战，第四军消灭守敌干余，俘虏敌军官157名，士兵2296名，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枪支1500余支，守敌宋大霈部几乎全军覆没。同时北伐军亦付出了390多人伤亡的代价。
    值得一书的是，在此次进攻汀泗桥战役中担任预备队的叶挺独立团，在进攻部队正面受阻的情况下奉命投入战斗。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潜行至古塘角时，正值吴部全线溃退，叶挺率部尾随追击。总指挥张发奎唯恐敌兵有诈，主张莫追穷寇，令独立团追击不可超过15里，但叶挺见敌早已失去战斗力，机不可失，遂果断命令穷追不舍，一直追敌进抵咸宁。咸宁自古就是鄂南又一军事重镇，其地势险要如汀泗桥。独立团进抵该地时正赶上涨水，成宁以南一片泽国，唯有铁路线可通行。溃兵的涌入使守敌军心大乱，战斗力大减。独立团经过半小时的战斗，截获溃敌官兵数百名，一举占领咸宁。叶挺部以极小的代价抢占了与吴佩孚决战的前哨阵地而深得友军赞许。
    北伐军攻占汀泗桥和成宁后，士气大涨，吴军因天险要隘的丧失而军心动摇。8月27日，吴佩孚亲自出征，率刘嘉谟第二十五师改编的一个团，刘玉春第八师的一部及张占鳌第十三混成旅等南下增援。由于汀泗桥及咸宁的失守，吴佩孚只得在贺胜桥一带集结部署。贺胜桥为鄂南又一军事要隘，贺胜桥东面丘陵起伏，林木蔽天，西面则港汉纵横交错。吴佩孚欲以这里的天然地理条件来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以贺胜桥为中心作纵深配备，构筑了两线阵地。8月28日，北伐军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进攻贺胜桥的军事计划。会议决定由李宗仁指挥进攻贺胜桥，第四、七军担任主攻；第四军沿铁路前进，从桥的正面进攻，直指武昌，而第七军攻击贺胜桥以东之敌，并派一部向金牛方面警戒，准备进占鄂城。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之第八团为总预备队，沿铁路线推进至成宁附近。第六军一部对大冶、兴国方向警戒，其主力在第七军之后，以掩护其右侧背安全。是日晚，第四、七军按作战计划行动。29日晚第四军之第三十五团行进至大路寥、吴家湾时与敌交火，双方发生激战。第七军前卫八旅行抵袁家铺也与敌接触，“激战两小时，敌势不支，向贺胜桥溃退”。第八旅缴枪百余支，俘虏敌人官兵百余名。30日凌晨，敌人向第四、七军阵地猛扑，张发奎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有的战场甚至发生白刃肉搏，在第四军的反复冲杀中，吴佩孚部署的第一线阵地杨村垱等终于被突破。第七军也消灭了据守王本立的守敌。接着，第四、七军携胜敌之余威，分别向敌二线阵地桃林铺、南桥、石山等再度发起攻击，全线守敌溃不成军向贺胜桥逃跑。为阻止官兵后退，吴佩孚率督战队、大刀队、机枪手立于桥上，喝令官兵不准后退，否则格杀勿论。但兵败如山倒。吴佩孚遂急令机枪“向退者扫射，积尸累累，血流成河”。他还亲自手刃十多名退却的军官，并将首级悬挂在贺胜桥头，以示对逃跑者的惩戒。虽如此仍无济于事。吴佩孚见大势已去，狼狈逃回武汉。“车过处，败兵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而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吴兵败逃时由于铁道狭窄，人流拥挤不堪，相互践踏，死者甚众，很多士兵被挤入水中，还有不少士兵被吴佩孚仓皇逃跑的列车轧死，一时死亡枕藉李宗仁至贺胜桥视察时，但见“沿途死尸遍地，并见桥头吴逆手刃后退官兵尸体数百具，其状可惨”。至当日中午，北伐军占领贺胜桥。此次战役北伐军俘敌军官201人、士兵3334人，缴获大炮24门、机枪10挺、长短枪2800多支。
    北伐军进入湖北，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给北洋悍将吴佩孚以致命打击，其主力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与此相反，北伐军却声威大振。自出师以来一直担任先锋的第四军在战斗中英勇作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多次夺取险关要隘，“民俗称誉，报章腾载，成以‘铁军’目之”。
（二）攻占武汉
    北伐军占领鄂南后，武汉门户洞开。北伐军在攻克贺胜桥后乘胜前进，第四军第十师先头部队追抵武昌城郊洪山，此后其他各部也次第向武汉集结。
    遭遇鄂南惨败后，吴佩孚仓皇逃回武汉，调整武汉防卫部署，自己坐镇汉口，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共守武昌。任靳云鹗为武汉警备司令，后改为守备军副司令，以靳部和刘佐龙部守汉阳，以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为江夏守备总司令，令他们收拾残兵败卒，全力守卫武汉以作困兽之斗。在吴佩孚进行守城部署时，北伐军先头部队跟踪追击已于8月31日抵达武昌郊外洪山。其后各部队次第到达形成对三镇合围之势。9月2日，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余家湾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配属第一军之第二师及第七军之第二路担任对武昌城之主攻任务，其中各部队攻击点是：第四军第十师攻击起义门至宾阳门；第一军第二师攻击忠孝门至东北城角；第七军第二路攻击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第四军第十二师为预备队。在对武昌进行攻击的同时，第八军之第二、三、四师和刚归来的鄂军第一师担任对汉阳、汉口的主攻任务；以第七军之第一路在鄂城一带割断敌之长江交通，掩护攻城部队的右侧安全。会议决定次日凌晨3时发起总攻。当日晚，攻城部队开始行动，凌晨三时第二师炮兵自小龟山开始炮轰武昌城，攻城战正式打响。由于武昌城高墙厚，极其坚实，攻城部队所携之登城云梯过短不及城堞，加上受到敌人机枪、手榴弹的猛烈攻击，登城部队无法攀登，革命军伤亡惨重，同时协同作战的第七军第二路行动迟缓，黎明时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没有接近城垣。攻城的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晚上，蒋介石、加伦及白崇禧等在武昌余家湾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对攻城再作部署。加伦在会上分析了首次攻城失利的原因在于没有做好攻城的准备工作及各部队行动不一致，没有足够的炮火支援。但加伦的分析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在没有充分分析敌情的情况下，蒋介石便下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对蒋介石的决定与会诸将领皆面面相觑，不发一言。会议便决定5日凌晨3时再次攻城，以李宗仁为攻城部队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以第七军为左翼，以第四军及第一军第二师为右翼协力攻城。
    5日凌晨3时第二次大规模攻城开始。叶挺独立团组成的敢死队趁夜潜行到城脚，架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在城上守敌的枪弹声中，登梯官兵前仆后继。第一营伤亡过半，该营营长曹渊也英勇牺牲。第二营奋勇队继续增援，终因敌人火力过猛而无法登城。此次攻城战役中，独立团付出了惨重代价：阵亡营长1人、连长3人、排长4人、士兵60余人，伤连长1人、排长2人、士兵80多人、损失步枪40余支。其他攻城部队也都伤亡惨重，坚固的武昌城墙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如此重大死伤，蒋介石才不得不叫李宗仁下令停止攻城，各部撤出战斗。
    在攻城部队与吴部守敌浴血奋战之际，江左先遣队在进攻汉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9月3日，第八军第二师先头部队挺进至距汉阳仅30里处，第四师也由金口渡过长江，紧随第二师之后，鄂军第一师正向蔡甸逼近。在此种情况下，原与革命军有联系的刘佐龙中共湖北特委的策反下，于9月5日宣布参加革命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刘佐龙任军长。刘遂率部与进攻汉阳之江左先遣队协同攻打驻守汉阳之高汝桐部，于6日攻占汉阳。克复汉阳后，刘佐龙奉命以一部守龟山，以一部与何键一道进攻汉口。7日凌晨，靳云鹗的守备部队被击溃，汉口被攻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派刘佐龙为武阳夏保安司令，维持汉口、汉阳秩序。吴佩孚率部退至孝感。唐生智令第八军第三师师长李品仙率第三、四两师及夏斗寅师和刘佐龙部向孝感追击作战，9日占领黄陂、祁家湾、长江埠及新沟等地，10日占领孝感，13日占领广水，吴佩孚败退至河南信阳。追兵于15日进逼武胜关。在此，北伐军刘兴所部与守敌展开血战。该部组成的敢死队在武胜关“往来冲突数十次，已冲入敌阵而复出者四次”，在胶着之际，刘兴令所有未参战人员悉数投入战斗，前仆后继，与敌人展开了约三小时的肉搏，于16日凌晨4时许才夺取汉北战略要地武胜关。与此同时，李品仙、夏斗寅两部亦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九里关、平靖关。在此次战斗中，北伐军毙伤敌官兵750余名，俘虏500多人，缴获步枪600余支、铁甲车3辆、炮20门，革命军亦伤亡1200余人。至此，北伐军在鄂中鄂北的战事已基本结束，武昌守敌的退路已被切断，变成了一座孤城。

    在湖北战事基本结束之际，原来保持“中立”的孙传芳再也坐不住了。9月6日，他致电蒋介石，要北伐军“迅速撤退”，并派兵企图袭取长沙。次日又发出最后通牒，限令革命军在24小时内撤回广东，“否则职守所在，未容食忍……决于两日内由宁赴赣督师”。面对孙传芳的挑战，北伐军遂调整进攻战略，及时开辟江西战场。第一军转向江西，第七军也由鄂东入赣，第四军则围困武昌，以陈可钰为攻城司令官。鉴于武昌城高池深，强攻暂时无法得手，遂采取围困封锁之策。具体部署为：陆上封锁由攻城部队担任，在各城门通往城外的要道上设置障碍物，构筑工事，形成对全城的大包围。江上封锁由第八军与第十五师承担，派出轮船在江面游弋，切断武昌的水上交通；通讯方面派飞机轰炸城内无线电台，切断武昌对外电话、电报联系，禁止投递报刊函件。空中则由航空队轮番轰炸城内军事目标，并散发劝降传单，瓦解敌人军心。这样便使武昌陷入铁桶阵中。在城内，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的工作人员为配合攻城积极开展工作，他们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传递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并策动守城军警弃暗投明。完成对武昌城的合围后，北伐军曾勘察两条掘地路线，组织工兵挖掘坑道对城墙实施爆破。9月21日发动了一次攻城战，但未获成功。城内之敌亦作困兽之斗，在弹尽粮绝之际组织了两次向外突围，但均被击退。城内守军军心涣散，毫无斗志。10月8日，无心再战的豫军第三师将领吴俊卿、贺对庭单独与北伐军议降，双方约定10月10日里应外合攻取武昌。10日凌晨2点，北伐军开始攻城，城内豫军第三师打开中和门、保安门策应，北伐军如潮冲入，经过短兵相接的激烈巷战，围困40天的武昌城被北伐军占领，城内守将刘玉春及陈嘉谟等以下官兵万余人悉数被俘，创造了北伐战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此役仅第四军就俘敌各级军官740人、士兵9 495人、战马37匹、大炮8门、机枪和长短枪7 260支。同时北伐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第四军就伤亡官兵1 157人，其中军官91人，独立团牺牲191人。
    在鄂西，以贺龙第一师为主力的左翼军在鄂中鄂北顺利进军之际也是捷报频传，多次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的通令嘉奖。贺龙等部在黄金口、斗湖堤一带与敌卢金山、于学忠、王都庆等部展开多次激战，旅长贺敦武也在战斗中牺牲，革命军以极大代价消灭了斗湖堤守敌。此役给鄂西之敌以沉重打击，因而也受到总司令部的通电嘉奖：“贺师攻克斗湖堤，此次贵军协力作战，捷音迅奏，极深嘉慰，尚望继续努力，底定全鄂，肃清中原，以竟全功。”继之，贺龙挥师向松滋进发，夺取松滋后兵锋直指宜昌。与此同时，杨其昌、王天培两部于9月26日向沙市、荆州发动进攻。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守敌一触即溃，荆、沙遂为革命军占领。此后，左翼各军相继攻克五峰、长阳、枝江、宜都、巴东等县。贺龙所部在友军的协同配合下，于12月15日攻克鄂西军事重镇宜昌。鄂中战事基本结束后，唐生智令第八军第二师、鄂军第一师及第十五军组成西征军，由何键指挥，协助左翼肃清鄂西之敌。至12月间，西征军先后克复天门、荆门、京山、钟祥等地。在左翼军和西征军的打击下，北洋军阀驻鄂残余部队纷纷退守鄂西北贫瘠山区苟延残喘。在四川军阀杨森、刘湘等归附北伐军后，已退守鄂西北的吴部残余再无退路，在山穷水尽之下，卢金山、于学忠、张联升等也被迫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改旗易帜。
    另外，北伐军第八军一部顺长江而下，经武穴、蕲春，进占黄梅。至此，湖北全境为北伐军所控制。
    北伐军自进入湖北到消灭鄂西之敌，其间不到四个月，北伐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军在湖北的进军，基本上消灭了最强劲对手吴佩孚的主力，间接地打击了他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正是这次伟大的胜利进军，把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促进了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克复武汉及随后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北迁，革命重心的北移，使湖北成为新的革命中心。
（三）湖北地区对北伐军的鼎力支持
    在直系军阀统治下的湖北民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渴望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如大旱之盼望甘露，早就翘首以待。在广州国民政府酝酿北伐之时，国共两党湖北党组织就开始未雨绸缪，开展动员和组织工作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1926年3月下旬，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秘密前往长沙，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共商应付时局、准备迎接北伐军的事宜，并争取唐生智及驻湘鄂军夏斗寅参加国民革命。其后，董必武又到广州，以国民党中央驻湖北代表的名义，就湖北人民接应和支援北伐军的事宜，与在粤湖北籍人士何成浚、蒋作宾、詹大悲等进行了会商，还向国民党中央有关人员蒋介石、李济深、张静江、谭延闿等提出成立湖北特种委员会的建议，其职责在于专门搜集敌人政治及军事情报，向总司令部报告并骚扰敌人后方。经董必武多方努力，在6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通过了成立湖北特种委员会的决定。会后，董必武返回武汉，经紧锣密鼓地筹备，7月11日该委员会正式组成，由董必武担任主席，并在汉口吉庆街德润里27号设立秘密联络点，从事接应和支援北伐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北伐军出师北伐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董必武的领导下，于7月13日～15日召开了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政治报告决议案及对本省政治宣言等文件中都阐述了关于北伐的主张。大会决定，迎接和支援北伐是今后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北伐是本党执行国民革命使命的特殊工作，尤其是本省民众出于水火的唯一救星”，“只有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以后才能够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只有站在自身利益上举起打倒吴佩孚的旗帜才能够[使]北伐的胜利迅猛而有把握。”为此，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推举部分委员组成干部会，以便代行省党部的职权。干部会下设省政建设委员会、政治宣传委员会、群众组织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机构均是为迎接或支援北伐或为接管武汉作准备，如省政建设委员会就草拟省政建设大纲12条，成为后来北伐军占领湖北后治鄂的主要依据；政治宣传委员会旨在为北伐进行宣传鼓动造势，为北伐军到来进行舆论准备。为此，该委员会一面指挥先期成立北伐宣传队，指示各县准备宣传的材料与方法，一面在武汉进行北伐宣传的实际示范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便编辑散发拥护北伐的小册子、传单、标语、画报等宣传品100多万份，内容有《北伐之重大意义》、《拥护北伐之宣传大纲》、《吴佩孚罪恶及其命运》、《欢迎国民革命军及保障人民利益宣言》等等；群众组织委员会则一面组织各团体、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并准备必要时的行动，一面指示各县党部组织群众之方针；军事委员会则指挥北伐宣传队中健壮之同志或军事特派员，进行军事活动，如联络民团、领导农民作军事向导、指挥农民帮助军事运输、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扰乱敌人后方等等。当北伐军挺进长沙时，由董必武、李汉俊任正副团长的“湖北各界人民欢迎北伐军代表团”秘密到长沙，欢迎北伐军早曰进攻武汉，拯救湖北民众出水火，并向总司令部汇报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动向及有关向湖北进军的问题，与在长沙的北伐军领导人会商协同夺取武汉的行动方案。
    在北伐战争尚未推进到湖北时，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还独立进行了一系列迎接北伐的准备工作。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由于北伐已成为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广东，在国共两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于5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要工农大众支援北伐战争。这两次大会为出师北伐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动员，对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久，中共中央于7月31日发出了《反对吴佩孚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动员民众，积极推动北伐，“在北伐军战事区域内如湖北、江西，应引导当地民众做切实的地方政治争斗，应有地方政纲，号召各阶级联合的组织（省民议会、县民议会或各团体代表大会等），要求政权的民权主义化，很具体的反对一切苛税杂捐。这一运动的意义，一方面破坏当地的军阀政治，同时给北伐军作一种准备（在准备中甚至可与反吴的小军阀接洽，分裂军阀统治，惟此是秘密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及广东的做法，中共湖北区委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在吴佩孚派军援湘时，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就提出了“反对吴佩孚攻湘”、“驱逐吴佩孚”等口号，以各种形式历数其治鄂罪状，揭露吴佩孚的军阀面目，号召市民罢工、罢市、罢税，造成一股支援唐生智、反对吴佩孚的巨大声浪。在北伐军正式从广州出师北伐后不久，湖北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武汉评论》、《汉声周报》等刊物也相继出版迎接北伐的专题报道。当北伐军在湖南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即将深入湖北前夕，湖北党组织又召集武汉党员骨干分子大会，讨论了北伐军入鄂后的支援计划。出席此次会议的有百人左右，分乘两只木船在武昌青山附近江边开会。会议决定在区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董必武负责在国民党省市两党部开展活动，耿丹策动刘佐龙及其部属准备起义，丁觉群、陈定一深入军阀部队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宣传鼓动工作。此外，还决定举办训练班培养骨干。在陈潭秋的指导下，在武昌秘密主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共有60多人参加了学习和培训。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训练班只办了个把月就结束了，学员被派往鄂南各县开展工作。其任务是宣传北伐的意义，组织农民自卫军协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的部队，并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筹备各县国民党县党部，策动敌人归附。省临时农协也以特派员或巡视员的名义，派陈荫林赴黄冈，吴光海前往黄安、应城、黉陂、孝感，石炳乾前往枣阳、江陵、京山、天门，张培鑫去汉川、汉阳，蔡以忱到黄梅，漆昌元、聂鸿钧到蒲圻、咸宁、嘉鱼、通城，指导农村开展迎接支援北伐的工作。
    如聂鸿钧到咸宁后，在钱塘畈学校召开了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大会，接着又成立成宁国民党党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级农协组织。其他地方组织动员农民的工作也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武汉共青团组织作为共产党在湖北的得力助手，也积极协助中共湖北地委开展工作。在北伐军进入湖南、吴佩孚调兵援湘之际，共青团武汉地委与中共湖北地委联合发动全省人民掀起反对军阀吴佩孚的运动，在公开发表要求湖北自决、反对吴佩孚统治湖北的政治主张19条的同时，指示全省党团员提出反吴策略7条，即以团体名义通电全国，指斥吴氏罪恶；警告陈嘉谟“勿供给吴氏军需”；通电斥责湖北财政厅长为吴佩孚多方搜刮；“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宣言反吴”；联络、督促省县议会，反对鄂军援湘；“由武汉人民团体电促各县人民一致起来反对”；派人到得力县份，“煽动人民暴动”。
    总之，中共湖北党组织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为北伐军在湖北的胜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北伐洪流席卷湖南，推进至湖北境内后，湖北民众对北伐大军消灭北洋军阀的战争给予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为夺取北伐战争在湖北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伐军转战湖北，所到之处都受到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各种形式的支持。叶挺独立团经过崇阳时，当地群众端茶送水迎接他们，并组织民船、竹筏将他们连夜送过陆水河。北伐军进抵蒲圻前夕，漆昌元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组成“敢死队”，将鞭炮置于油桶内，乘夜在县城四周燃放，吴部守军以为北伐大军攻城，惊慌失措，连夜弃城而逃，北伐军到来时已是一座空城，不费一枪一弹便进占了蒲圻县城。当北伐军与吴佩孚的军队在鄂南之汀泗桥激战时，聂鸿钧组织的农民土枪队、破路队、向导队积极出击，配合第四军向敌人发动进攻。同时，组织起来的农民还以各种形式参战，有的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战地服务，如为北伐军煮饭、送茶、带路、送情报、抬担架、送伤员、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帮助北伐军挖工事，等等。在北伐军正面进攻汀泗桥受阻的情况下，当地农民主动为北伐军充当向导，带领叶挺独立团迂回绕道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从后面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敌人腹背受敌，阵脚大乱。
    在北伐军前后夹击下，守敌溃不成军，被迫弃守汀泗桥。在攻打贺胜桥时，吴部结集精锐部队凭借有利地形固守，给北伐军的进攻造成了很大困难。第四军有了进攻汀泗桥的经验，各个连队都选当地农民为向导。先头连在向敌人进攻时，在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潜行至敌人仅百米的地方，向敌人发动攻击。在北伐军向贺胜桥守敌发动勇猛进攻时，咸宁农民武装也在贺胜桥以北扰袭敌人，周围农民还用楠竹制成大炮，威吓敌人，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当吴军在吴佩孚亲自督战下大举反扑时，当地农民用稻草、棉絮垫在铁轨上，阻止敌人铁甲车向北伐军反冲锋。正是在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以较小的代价摧毁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多道防线，粉碎了吴佩孚欲“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的美梦，取得了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当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机关到达咸宁县时，咸宁各界组织15万多人举行了隆重欢迎大会，其中农民群众情绪最为热烈。在北伐大军向武汉挺进的征途中，大军所到之地，沿途“人民纷纷馈食，并愿为向导，追逐北军”。北伐军从咸宁向纸坊、武昌进军时，咸宁农民筹集了大批粮食供应北伐军。东线北伐军通过大冶湖时，当地数十里以外的农民都被动员起来，昼夜之间大小船百余只集中于城关湖畔，把北伐军顺利地运送到对岸，再赴戎机。在北伐军围攻武昌时，咸宁农民制造了许多竹梯（即云梯），供北伐军攻城之用，还有几百名农民报名自愿将云梯运送到武昌城下。
    在克复武汉三镇的战斗中，北伐军也得到了中共及三镇民众的大力支持。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为迎接北伐军解放武汉，于8月下旬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部署迎接及支持北伐军诸事宜。向忠发以汉冶萍轮驳工人为基础，组织从汉口集家咀到易家墩沿汉水一带的划业与木船工人，准备在北伐军到来时拆毁江上浮桥，阻断敌人交通，迎接北伐军进占汉口。在武汉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下，汉口沿江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汉阳码头工人、福新面粉厂工人、泰安纱厂工人、京汉铁路工人等都被秘密组织起来，成立了侦察队、向导队，以侦察守敌的兵力部署、驻防及移动情况，以便引导北伐军的进攻及出击方向。汉阳兵工厂工人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在北伐军进逼武汉三镇时，各行业工人纷纷行动起来，给敌人制造困难，对革命军提供支持。
    汉阳农民为北伐军两万余人的攻城部队准备了三天以上的干粮，汉口、汉阳的店员停业罢市，尤其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于9月1日宣布：“我们兵工厂工人为自身的利益为湖北民众的利益为革命的利益……自今日起，宣布总罢工。”汉阳兵工厂工人的罢工，不仅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武器供应，而且给敌人巨大的心理威慑。在北伐军围攻汉阳时，湖北特种委员会加紧做汉阳守军刘佐龙的策反工作，终于促成刘佐龙火线起义，弃暗投明，使革命军兵不血刃占领汉阳。汉阳另一守将高汝桐部通过汉江浮桥向汉口溃逃时，划业工人迅速斩断浮桥篾缆，抽去船只，使逃敌落水者无计其数，未及逃跑者均成革命军俘虏。汉阳、汉口克复，武昌遂成为一座孤城。在革命军的围困下，武昌城内粮食断绝来源，连生活用水也极为困难。城内十余万人生活无着，还遭守军抢劫，有的以剥树皮、摘树叶、捕捉老鼠来活命，饿死者达2 000多人。被困城内的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人陈潭秋等在组织民众开展自救的同时，还进行反对军阀骚乱的斗争。董必武等在汉口设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临时办事处，与汉口特别市党部一起发动援救武昌难民活动，通过商会、慈善团体奔走调停，征得城外围攻部队和城内守军的同意，两次打开汉阳门，让3.8万多人出城就食。同时，通过各种关系对守军宋大霈所部之湖北暂编第一师进行策反，以便在攻城时里应外合。区委书记彭泽湘还联络四川军阀杨森对武汉交战双方保持中立，以确保武汉革命军西边的安全。
    北伐军在攻占鄂西、鄂北的战斗中，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指导民众支持北伐军。中共中央在派朱德赴四川争取杨森的同时，指示湖北区委负责做杨森所部的策反工作。区委书记彭泽湘致电杨森，要他顺从革命潮流，“急乘机取宜昌，为北伐军取武昌声援”。区委还通过省党部派李超然等组成鄂西先遣工作组，赴当阳、远安联络川军和民团发动武装暴动。李超然衔命前往鄂西，在当地联络地方民团，成立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推举辛亥革命元老聂豫为总司令，李超然任参谋长。在贺龙所部挺进鄂西时，先遣军极配合行动，于9月21日占领当阳县城，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县政府。其后，该部兵分两路沿襄河东下，相继克复远安、荆门，进抵钟祥县城，遭到军阀张联升、王汝勤等部的合力围攻，被迫后撤到荆门界内，继续与敌周旋。

    在何键率领的西征军到来时，该武装一部与其会师，一部被编入第二十四师叶挺所部。正是广大民众的支持，使左翼北伐军军威大振，如虎添翼。正如贺龙在给军部的电报所言，我军“能以少胜多，固由于士卒猛勇敢战，而农民暗中援助，如报告敌情向导追击等收效亦至宏”。为尽旱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配合左翼军的军事行动，中共天门特支也发动农民起义夺取反动武装的武器，组成国民革命军先遣队，一度攻占县城，成立革命政府。在来凤，共产党人张昌岐组织农民自卫队攻打县城，赶走军阀部队。
    直系军阀盘踞湖北多年，兵多势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据有汀泗桥、贺胜桥等天险，且一直以“反赤”为己任，准备充分。但北伐军自8月下旬进入湖北，至年底就肃清了吴佩孚在鄂之势力，前后不到四个月时间，其势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席卷全省。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弱胜强，除革命军作战方略的正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广大革命官兵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拼死效命疆场，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先锋模范作用，敌人的无能和苏联的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与中共发动、组织民众对北伐军以极大的支持分不开的。唐生智后来回忆说：“我亲身感到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军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以北洋军阀吴佩孚那么强大的军力，不是农民起来，北伐是不能胜利的。”正是湖北各地民众的广泛参与，鼎力支持，给予各种支援，为北伐军在鄂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障和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