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首页 > 革命史实 > 建党与大革命时期

在高压下继续斗争

    

 (一)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的湖北政治形势和党团组织的调整
    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尤其是在“吴、萧下的鄂、豫、直,此时已全然没有公开活动的机会了”。2月7日下午佩孚、萧耀南在血洗江岸的同时,查封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除封所外,并拘捕各工会代表数十人,内有多人受其毒打者。工会什物匾额一空。更派军士十余人驻守会前,有不知情形或往窥伺者,又约捕去二人”。所属各基层工会亦尽遭封禁。8日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报——《真报》被封闭,“社内财产抢掠殆尽,并对其社长郭祖贲,编辑郭寄生、林育南、张子余、周无为等悬赏通缉”。连同情罢工的武昌《大公报》也被迫停刊。吴佩孚还致电新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请禁闭各工团。电文称:“京汉全路工人俱乐部及分部,现已一律取消,其余各路之工人俱乐部,依然存在者,深恐尚贻后患,拟请贵部乘此时机,通令各路工会一律取消外,并希转请内外两部,将上海所有之各工团,一律设法禁闭。”
    2月中旬,湖北督军萧耀南又宣布特别戒严令:“(一)武汉三镇,应派军队全荷武装,执大令,轮流梭巡:如遇有碍治安之事,得随时干预。(二)凡通街要道,每晚应派武装军警,联络梭巡。(三)在此特别戒严中,禁止人民自由开会。(四)关于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得随时收禁。(五)关于拍发邮电,凡有关治安者,得随时扣留。(六)在特别戒严期中,晚十二点钟,无点灯者,不准通行。(七)武汉夜渡,以十一点钟为限。(八)各旅馆不准收居无妥保者。 (九)在特别戒严期中,各工厂之工人,不准集合会议。”一时间,“侦探巡查满布街中,压迫手段益形扩大,除酒楼茶寮外,即住户商号亦时往检查。人民经此骚扰,几于无处藏身”。
    京汉铁路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中共武汉区委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部分领导人在汉口法租界内建立了秘密联络站,负责京汉铁路罢工善后工作。
    施洋英勇就义后,萧耀南下令不准收尸。林育南当晚派人力车工人代表将烈士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江神庙中,2月20日,在中共武汉区委组织发动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广大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踏冰履雪,不畏严寒,不惧白色恐怖,络绎不绝地前往吊唁。
    为进一步揭露军阀的罪行,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全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援,林育南还联络钟海澄、刘功辅等武汉各界进步人士23人,发起募捐活动,并撰写了《为施伯高烈士家属募捐启》一文,高度赞扬施洋为“鄂中英俊”,指出他“为人民争自由而死,为劳苦群众而死,为社会主义而死,与黑暗势力争斗而死,死亦得其所矣”!他的革命精神将“昭然万世”。并勉励劳苦民众,踏着烈士的血迹,努力奋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未成之功”。
    在险恶的环境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建议“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而另一位代表维经斯基却认为:“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在他看来,这些地方“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将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广州,不利于“给予指导和安排联络”。
    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派李立三来武汉,任中共武汉区委员长,与区委秘书长许白昊等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武汉区委下设汉口、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因区委驻地在汉口,根据党的“三大”第一次修正章程关于“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的规定,汉口地委由区委代行职权。同年底区委改选,由包惠僧接替李立三。与此同时,一度“星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渐渐集中”,重建了团武昌地委,由何恐任书记,刘昌群、任开国为委员。另一方面又将被军阀通缉的项英、林育南陈潭秋等转移到上海和安源等地,以保存革命力量。
    林育南、项英等到上海后,设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具体的任务是:(一)宣布军阀压迫惨杀工人的真相;(二)联合各界同胞向军阀总攻击。 
    在林育南、项英的领导下,办事处编辑了《二七工仇》一书。该书记载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英雄史实,辑录了当时罢工的各种文告和照片,讴歌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牺牲烈士至高无上的革命气节,鞭笞了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并谆谆教导广大工人牢记血海深仇,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该书与罗章龙主编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一样,为我们研究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光辉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二)湖北各界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共湖北党组织和团组织调整后,根据湖北的实际情况,领导全省人民继续进行斗争,将工作的重心逐渐由工人运动转向民众运动。
    1904年,日本与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争夺中国领土而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一场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战败后的俄国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匡与日本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将租借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以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1923年3月26日,沙俄租借中国旅顺、大连期满,理应归还中国,但日本根据所谓“二十一条”拒绝归还,并要续借99年,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掀起了要求收回旅大、反对“二十一条”的全国爱国运动。
在旅大归还期满的前十天(即3月16日),湖北人民就积极准备斗争。这天,湖北省自治研究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十几个团体在黄鹄山教职员联合会开会,反对日本借“二十一条”延长旅大租期,力争收回旅顺、大连。17日,武昌律师公会和教职员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请对日本拒绝废止“二十一条”作“最严重交涉”,有的民众还自发组织收回旅大湖北协进会。
    3月24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在中华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公决:(一)印刷传单一万张,于26日午前九时,选派学生上街散发,促国人之觉醒;各校同时开演讲会,说明争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之必要;(二)联络各团体作有秩序的游行示威。会后,即有武昌高师及其附属中学、武昌商业专科学校、中华大学等校学生先后上街游行。
    3月25日,武汉教职员联合会在张公祠召开评议员干事联席会议,一致议决致电总统府、国务院及外交团体竭力争回旅大;组织湖北外交后援会专力办理争回旅大事宜。
    3月26日为旅大租满之期,武汉学联按照紧急会议精神,组织各校学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发出通电,提请国人力争收回旅大。
    3月29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通电,要求收回旅大,废止“二十一条”。
    中共武汉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委审时度势,极力推动这场新的群众反日斗争,决定通过武汉学生联合会、省教育会、工团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湖北发起对日国民大会。
    4月12日,武汉国民大会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举行。上午8时,武昌、汉阳各学校各团体人士即先后出发,兼作示威游行,朝汉口进发。他们各手持旗帜,上书“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坚持到底”等口号。中华大学、文华大学、私立法政、国立高师、荆门中学、高师附中、鄂州中学、湖北中学、汉口中学及汉口总商会、武汉学生联合会、华商总会、永平公益会、湖北女权同盟会、黄陂旅汉同乡会、黄梅旅汉同乡会、湖北政法学会、湖北教育研究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等一百多个团体的群众出席会议,“人数达五万以上,人人皆有庄严愤激之神态,坚决不挠之气魄,为武汉有聚会以来空前未有”。
    中午12时,大会正式开始。当推任松如为主席,张键、许鸿为副主席。各学校各团体军乐队这时齐奏乐,十分钟后进行演讲。首先演讲的是大会副主席、共产党员许鸿。他说,中国旅大,一是军港,一是商港,自签订“二十一条”后,日人不肯归还。许鸿介绍了中日交涉经过.接着指出:“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对于此事,均有表示,湖北当不能甘居人后,今日所开之!国民大会,即表示我武汉国民之坚决心。”副主席张键接着演说,谓“旅大为我门户,务请同胞一致力争,决不能存五分钟的热度,今日到会格外踊跃,可见同胞爱国热情”。随后,汉口青年会、汉口商会、工团联合会、平民学校、湖北女权同盟会、武昌高师、中华大学、外语专科等团体、学校的代表相继演说。湖北女权同盟会的代表、共产党员夏之栩“演讲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词极痛切,听者成钦佩不已”。大会当场通过决议之办法:一、通电各省组织国民外交委员会;二、自今日起,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直到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为止;三、用各国文字通电世界有名报馆转各国国民及政府主持公道;四、发表对日本国民宣言,转告日本政府勿用侵略政策;五、成立武汉外交委员会。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吾人对日本誓与不共戴天……非达到照约交还旅大完全取消二十一条不止。”最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沿途散发传单。武汉学生联合会散发的传单说:“同胞呀!我们学生为了日本不交还旅顺大连的事,前月十六日已散发了好多传单,并且到处游行演讲,同胞们想都知道了。怎么过了这些日子日本还不交还呢?同胞呀!要知道这个事情很重大,不是几个学生所能争得回的,也不是几张传单可以口口(原字不清——笔者)的,要靠全国一致实行抵制的,所以今日又在汉口开国民大会。同胞呀!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赶快起来……去救国呀。”并号召市民不卖日货,不用日货,不坐曰人的船。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传单说:“自民国四年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迫胁承认,我国主权和国际人格都被他蹂躏完了……主要海港都被他剥夺占据了,我国民此奇耻大辱亦已含忍了八年之久……然我国民人心未死,人格尚存,对此强敌以命令方式、强盗手段威吓逼胁之亡国条件,无论海枯石烂,决不能承认。”联合救国会、高等师范等团体学校的传单,都一致主张对曰经济绝交,号召同胞“死力奋斗,至死不渝”。
    武汉国民大会以后,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继续高涨。14日,武汉商会为检查曰货起见,召集各委员会议,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坚决表示:“中日交涉一日不解决,国民大会即一日不取消,拒绝劣货之进行亦一日不停止。”同日,为响应武汉国民大会通电,宜昌各界民众2万多人冒着大雨,在商会大厦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为迅速掀起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武汉商会对所有日货进行检查登记。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抵制日货“泣告团”。汉口、宜昌、沙市等商埠的学生还组织检查团登上日轮检查日货。
    5月10日,武汉各界6万余人召开“五·九”国耻大会。大会宣读的誓词坚决表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直至日本撤回二十一条,交还旅大为止。是日,各商店悬挂“勿忘国耻”白旗,晚上,武昌学生还举行了国耻提灯会。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正在筹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发来指示。指示说:“由于中国民主力量提出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要求,目前在中国又掀起了抵制日本的运动,党应当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运动。我们党应当尽力扩大这个运动'直至使其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普遍的反帝运动。”又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把抵制日本的运动视为民主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军阀政府为了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而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还指出:“我们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的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中共武汉区委和团武昌地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更是主动地投入国民运动中去,于1923年10月20日促成了湖北省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全省约70多个团体的代表,包惠僧、许鸿、何恐、刘伯垂、廖乾五、马念一、李国琛等分别以江汉学会、武汉学生联合会、律师公会、武汉晨报社、青年学会、武汉青年旬刊社等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许鸿、包惠僧、何恐还在会上先后发表演说。大会最后一致通过本会要旨八项:(一)以和平手段扩大经济绝交的范围。(二)以完备手段改变经济绝交的办法。(三)以严重方法处置奸商。(四)留存奸商货物,不用罚金的方法。(五)督促政府对于外交行政的进行。(六)本会为对日外交团体,不干涉其他政治事件。 (七)组织全省对日经济之特别机关。(八)发起全国国民外交协会。
湖北省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将湖北人民收回旅大、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1923年12月19日,住汉口俄租界开泰街27号的日本珠宝钟表商多本洋行副班失去金表链一副,怀疑被该行厨师华人田仲香所盗,不容申辩,将田押至俄租界巡捕房,随后引渡至日界巡捕房拘押,严刑逼供,致使田含冤死去。日本巡捕房草菅人命,再次激起湖北各界民众的无比愤怒。
    25日,武汉国民大会召开会议,与会者计团体100多个共2万余人,一致认为,田案“系关国权人命”,“非于条约上法律上有相当之解决,决不中止”。大会最后通过对日决议案:一、取消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二、解除日本赃汉军警武装;三、关闭日本驻汉领事馆;四、惩办日本驻汉警察署长;五、日本巡捕及多本洋行副班应受法律制裁;六、由日本政府派员向中国官厅及国民道歉;七、赔偿死者田仲香家属赡养费。
    紧接着,武昌商界外交后援会、市民外交协会、公民外交协进会、武汉国民外交后援会等团体纷纷集会,一致坚决主张对日经济绝交,商界自动宣布不卖日货,受雇于日商的汉口1 000多名工人发起成立同行总会,以维护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
    湖北人民的反日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12月23日,全国工界救亡大会、上海国民外交大会、浙江教育会、上海商界外交后援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等团体先后通电全国,强烈抗议日本奸商的暴行,誓做湖北人民的坚强后盾。
    在全国人民抗暴声浪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外交部于1924年1月10日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日本驻华使馆也被迫表示“慎重检查”,当按法律程序审理。虽然“田案”最终不了了之,但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1923年湖北人民持续的反日斗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写下了中共湖北党组织领导各阶级、阶层人民,实行联合战线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一页,它是二七惨案后湖北人民革命斗争的新起点。
./t20140403_38656_app.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