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谷城县城往西35公里，可见谷城之“祖山”——薤山。进入薤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门，登山而上，见青松郁郁，翠柏森森，山峰叠翠，幽谷芝兰。红豆树、枫香树、千年古杉等珍稀古树，与乔木相间；兰草、迎春、杜鹃等奇花异革，与青藤相缠。女儿峰是薤山的主峰，海拔1099.3米，植被丰厚，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12℃。人行于其间，衣袂飘爽，恍若仙境。经薤山人数十年奋斗所辟建的千亩茶园、十万亩杉木林、十里杜鹃长廊与百亩天然丹枫林，更显现薤山的秀美和奇丽。
山路上，枝Ⅱ十遮蔽，光影斑驳。拾级而上，豁然开朗。五十多栋西洋别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它们是清末欧美传教士留下的。在古老的东方，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能看到这样一个西洋别墅群，已经叫人惊羡不已。然而，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别墅群中藏龙卧虎，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1931年秋，贺龙、柳直荀率红三军曾屯兵于此，运筹帷幄，震古烁今。薤山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旧址，就设在一栋坐北朝南的别墅里。别墅前，贺龙元帅曾拴过马的大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薤山红军游击队。
1928年秋，谷城县农民赤卫队总队长傅春泉在参加了石花和县城两次农民暴动后，被县委书记高如松派到枣阳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继续革命。1930年春，傅春泉肩负党组织交给的开展谷城革命斗争的使命，回到家乡，着手建立革命武装。他秘密发动群众，建立起谷城农民运动第一支武装力量——当铺游击队，并亲任队长。傅春泉又与庙滩党支部书记姜步瀛联系，让他组织了一支七八个人的精干游击支队，姜步瀛任支队长，归当铺游击队领导。同年冬，谷城县委又指示九里坪的共产党员李陶庵，在九里坪组建游击队。1931年初，这三支游击队成为谷城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力量。
根据形势变化，高如松决定将革命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立足大薤山，面向谷城全县建立革命根据地，遂通知当铺游击队、庙滩游击队上大薤山，与九里坪游击队汇合。1931年4月，100多人40多条枪的薤山游击队成立，傅春泉任总队长，李陶庵任副总队长。薤山游击队建立后，国民党部队数次上山围剿。薤山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势与敌周旋，不仅未被剿灭，反而还得到了发展，形成了200多人70多条枪的武装。
红军主力未进入鄂西北之前，薤山游击队孤军作战，力量非常薄弱。1931年5月15日上午，由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第七、第八两个师的主力部队，从保康抵达谷城紫金大观音堂。红军主力来了，薤山游击队像孩儿见到了亲娘一样高兴。游击队负责人前往大观音堂，向贺龙汇报了谷城革命斗争的情况。贺龙对薤山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不断粉碎敌人围剿给予了高度赞扬，表示要大力支持薤山游击队的发展。16日上午，红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的4个团的兵力攻打石花街，薤山游击队奋勇当先，紧密配合了这次战斗。
5月21日，红三军离开谷城北上。红三军走时，军部教导团团长汤慕禹把红军班长、共产党员龚春林，留在薤山游击队担任参谋长，以加强军事领导和指挥，又把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拨给了游击队。
当时，薤山游击队枪少质量差，游击队决定通过打土豪劣绅筹集枪支。6月20日早晨，龚春林、帅本朝带领游击队员包围了紫金垭子口地主蔡子晏家，捉住了蔡子晏，他的两个兄弟负隅顽抗，被红军游击队镇压，缴获长枪10支、短枪2支。此事震动谷城全县。游击队到处张贴布告，土豪劣绅交出了一部分枪支，充实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7月下旬，鄂西北地区敌人联合9个团的兵力，从东、北两面围剿红三军。为支援红三军反围剿，薤山游击队和红三军第七师并肩作战，游击队得到发展，拥有300多人和100多支枪。
这时，谷城县委决定将薤山游击队改编为薤山红军游击队。8月15日，薤山红军游击队正式在大薤山上树旗，第一次在旗帜上贴上了镰刀、斧头和“中国红军”四个大字，帅本朝任司令，聂汉章任副司令，龚春林任参谋长，他们都是骁勇善战、身先士卒、威震敌胆的指挥员。司令部下辖两个直属大队和10个游击大队。薤山红军游击队鲜红的“中国红军”大旗，高高飘扬在大薤山上，映红了鄂西北的崇山峻岭。
薤山红军游击队的壮大，让谷城穷苦农民看到了希望，他们送军粮，送情报，参军参战，使游击队的人马迅速发展到3000多人。9月初，国民党县大队4个中队400多人摸上薤山，偷袭红军。当时，参谋长龚春林率大部游击队到紫金打游击未归，司令部仅剩司令帅本朝和20多名游击队员，正在激战时，龚春林率主力赶回。两面夹击，打死打伤敌人60多人，缴获枪支30余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敌人又组织第二次“围剿”。9月26日，10个中队1000多人，分3路围攻。经过半天的猛烈交火，游击队将敌人全部击溃，赢得了胜利。
9月底，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潮影响，薤山红军游击队受到重创。11月上旬，红二十五师回房县后，国民党五师一部、六十九师一部、均光谷三县联防军一部、郧属总司令一部和谷城民团共聚集3000多人，以10倍以上的兵力围剿薤山红军游击队。11月14日凌晨，民团在前，正规军在后，分3路同时进攻薤山。薤山红军游击队边打边撤，突出一道道包围圈。突围中游击队损失惨重，300多人只剩下200人退到房县。藏身于深山密林之中的赤卫队长周满义被捕，敌人用铁索穿透他的锁骨以防逃脱。周满义最后英勇就义，年仅31岁。游击队指挥员左传金、刘世德率红军战士鏖战4昼夜，刘世德和大部分红军战士牺牲。
11月底，李庭兰率120人组成的游击队，从房县回薤山恢复根据地。冲破一道道封锁线，游击队来到紫金悬峰山。敌人早已派重兵把守，双方激战了一天一夜，游击队伤亡较大。虽然到达薤山根据地，但无法立足，只好转战到附近的张熊沟打游击。游击队进入张熊沟后，如同钻进了口袋，敌人疯狂围剿，游击队员大部分牺牲，剩余部分被冲散。
李庭兰、邹国华突围后，身边只剩下20多人，李庭兰建议向龙滩方向游击，想从那里上粟谷而后回房县。行至浙峪时，和当地民团遭遇，李庭兰决定和邹国华、李剑如分头冲出突围。谁知邹国华冲出突围后，李庭兰率帅本朝等人仍在包围圈里。原来，他是想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红军游击队指挥员的突围。他说：“保住红军指挥员比什么都重要！保住了大队长、政委，就等于为党保住了军事干部，闹革命才有希望。”敌人围上来了，李庭兰壮烈牺牲，时年26岁。同时牺牲的还有游击队战士刘老么、傅世鑫。帅本朝经殊死搏斗，袄袖子被砍掉，胳膊受重伤，经邹国华等回转救援才冲出包围圈，转移到房县。
突出重围的县苏维埃干部张茂修，率四五名战士潜到冬青树沟，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抓获，威逼利诱失败，12月20日被押赴刑场。张茂修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光荣就义，年仅36岁。国民党县政府将他的头挂在县城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
突出重围的宜城县委书记胡培洲，潜藏到小沟村大山里，也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设宴款待，可胡培洲怒目圆睁，始终只有一句话：“要问共产党员，老子就是一个。要问还有多少，全国到处都是！”被杀害时，年仅27岁。
薤山红军游击队创始人之一的傅春泉，冲散后身边仅有8人，躲进龙滩一个山洞靠吃红薯和野菜度日。在山洞隐藏了5天后，一个队员出来找红薯时被敌人发现，傅春泉等人全部被捕。11月19日早晨，敌人惨无人道地将傅春泉杀害，他牺牲时年仅32岁。副政委李鼎臣被捕后受尽种种刑罚，他视死如归，只字不吐，12月10日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游击队副支队长李洪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时年仅25岁。农民杨鼎财只因给红军游击队带过路，逮捕后也被活活打死。在这个时期牺牲的还有苏维埃各乡主席、游击队分队长等60多人，还有当过十几天甚至一两天红军的群众也惨遭杀害，以致无法统计人数。
霎时间，大薤山上乌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在大薤山方圆几十公里根据地，到处都有杀人场，到处都有红军战士的尸体。但战士们并没有屈服，仍坚持斗争。薤山红军游击队诞生于革命斗争非常时期，战斗在艰难困苦时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革命播下了不灭的火种。
至今，在苏区村、红军村、大薤山上，人们仍然用这些名字铭记着薤山红军游击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