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商业繁华的中山大道东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刘家麟路、陈怀民路，一个个以抗日英烈的姓名命名的路名把人们的思绪带回60多年前的抗战岁月。与其毗邻的长春街57号，坐落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旧址纪念馆。“八办”旧址是一座四层楼的日式建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座原来是日本人用来掠夺中国财富的大石洋行在抗战初期为八路军所用。“八办”纪念馆建筑面积2390平方米，原建筑于1944年在美国飞机轰炸日租界时炸毁，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1979年3月对外开放。
纪念馆的大门朝东，藏青色的标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悬挂大门旁，让人肃然起敬。进入门内，厅堂前的小庭院缀以假山花木，清高风雅。楼房室内面积大小不一，风格各异。宽敞的一楼大厅举办有《武汉抗战陈列》，200余幅原始照片和34件珍贵文物，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的辅助下，再现了武汉人民在抗战初期的光辉业绩。大厅右侧是“八办”的副官室、接待室和办公室。副官室是副官和警卫人员的值班室和传达室，负责接待来宾、收发文件及安全保卫等方面的工作。接待室里如今是那么安静、严肃，遥想当年它是多么热闹、繁忙，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就是从这里奔赴延安，奔赴前线的。办公室里简单得只有几张桌子、几个凳子，但这里却生活过一个创造神话般高效率的工作班子。
二楼有会客室和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卧室。会客室里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外国友好人士的足迹，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在这里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里也是白求恩及加拿大医疗队从香港进入内地赴延安的第一站。一进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卧室，无不感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室内陈列着一件毛背心，这件毛背心最初是董必武穿的一条毛裤，后经拆洗、编织成毛衣，最后又改成毛背心，直到他逝世前还在穿。
三楼有叶剑英的办公室兼卧室和会议室。叶剑英1937年12月从南京来到武汉后就住在这里。他的许多著名的抗日救国的军事论著都是在这间房内完成的。会议室是“八办”和长江局工作人员召开各种会议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颖超与孩子剧团的合影。1938年初，上海孩子剧团来到武汉，“八办”在这里召开欢迎大会，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叶挺等同志参加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赞扬孩子们的抗日救国行动，并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我送你们三句话：第一，救国；第二，革命；第三，创造。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中国！”
四楼有电台室、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秦邦宪的办公室兼卧室、机要科、食堂。电台是直接同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纽带，陈列的电台虽然显得老旧，但当初由它发出的电波，飞向了延安，飞向了前线，飞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周恩来、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有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就在这张办公桌前的台灯下，周恩来为了中国革命，通宵达旦地工作，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工作人员数都数不清。对于周恩来在武汉的工作，郭沫若后来回忆说：“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以献身的精神应对，好像永远没有疲劳似的。”邓颖超说得更有趣：“我虽然和恩来住在一起，因工作繁忙，我们经常两三天都见不着面。”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代表、长江局组织部长，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陈列着他在武汉期间使用过的皮箱和毛毯。机要科是由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组成，这些年轻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不论是白天黑夜，还是敌机轰炸，他们都严格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从来不擅离职守，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食堂是长江局领导人进餐的地方，长江局的领导人自动降低伙食标准，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过着艰苦简朴的生活。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董必武于1937年10月筹建的，当时设在汉口安仁里1号，李涛任处长。11月，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岌岌可危。12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两批撤到武汉，并入“八办”。由于机构扩大，人员骤增，房子不够用，经与汉口市政府多次协商，“八办”于12月下旬迁至汉口一二八街89号（现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1938年1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钱之光任处长。同时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在此秘密办公。
“八办”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虽只有1年时间，但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药品和医疗器材等，由国民政府供给。南京沦陷后，这一工作主要由“八办”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申报、领取，并转运到前线。由于国民党限制，不按规定发配，扣发或少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八办”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武汉、湖南、江西等地，组织购买大批军需物质，补充部分作战急需用品。1938年1月，八路军第一炮兵团在山西临汾成立，周恩来通过统战关系，采购到经纬仪、炮队镜和测远镜等急需器材，“八办”及时将这批器材送到炮兵团。1938年3月29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就日本侵略军施放毒气杀害我晋陕军民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抗议日军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以“八办”代表名义动员华侨援助八路军抗日。全国各地群众、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纷纷响应，数以万计的团体和个人参加了这一活动，捐款极为踊跃。“八办”直接接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捐献的物质和款项，从海外运到武汉后，再转运到延安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中去，这些加强了在艰苦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提高了战斗力，为实现东进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及文化界、宗教界、少数民族界人士组织起来，建立各种救亡团体200多个，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八办”工作人员同武汉地区的广大群众一道，参加救亡集会游行、慰劳前线将士、宣传抗日、献金捐物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民众运动的发展。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三镇沸腾，献金人群从早到晚川流不息。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八办”代表来到江汉关献金台，代表中共中央捐款1000兀，周恩来把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的一月薪金340元全部献出。同时，八路军战士节食一天，将省下来的1000元交中共代表团献出。声势浩大的献金运动，在武汉持续了5天，献金人数超过50万人次。“八办”当时参加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对于振奋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唤起民众支援和直接参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日益深人人心，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从而看到中国光明的前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国统区的广大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向往延安，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吸收广大进步青年抗日，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安吴堡青训班等在武汉招生。“第十八集团军招生报名处”的牌子在“八办”挂出后，报名的人络绎不绝，有工人、职员和其他各界人士，有来自湖北各县、南方各省和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学生和青年，还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八办”还为延安输送了不少科学技术人员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八办”介绍，途经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80名，位居全国各省之首。
“八办”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和广大工农、青年学生中，不断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团结抗日。对国民党抗战中积极的一面，表示肯定、支持，对极少数顽固派、亲日派的投降妥协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7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了戳穿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少数亲日派的假抗日、真投降的阴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八办”在与国民参政会会场仅一墙之隔的邦可花园内，主持召开了武汉文化界知名人士时事座谈会。会上，“八办”工作人员讲明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揭露汪精卫与日军秘密勾结、大搞和谈的阴谋，使文化界和人民群众对汪精卫等投降派的嘴脸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国际友人和友好团体的支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办”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8年1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率医疗队横渡太平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武汉。1月20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八办”接见了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高度赞扬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形。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八办”派警卫战士将白求恩护送到延安。荷兰著名摄影师尤里斯·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新闻记录片《四万万人民》，他秘密地将自己的摄影机和3盒胶卷交给“八办”，并由“八办”转送到延安，有力地支持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周恩来和中共长江局领导人在“八办”还会见了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艾格丽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通过他们的介绍，取得了更多国际友人的支持。
中共代表团驻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这些都是公开的工作机构。在内部，还有着负责指导整个南方的党的工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从1937年12月成立，到1938年11月撤销，工作将近一年。最初由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均是长江局的重要领导成员。长江局重建了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年间，长江局所属各省区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到1938年9月，上述15个地区党员人数达67780人，其中广东、闽粤边特委、浙江、江西的党员在万人以上；河南、福建也有7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25万)的27%以上，占1938年8月以后全国新党员总数(15万)的将近一半。为了培训干部，满足抗日斗争各方面工作的迫切需要，长江局、湖北省委、河南省委等都直接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层次和形式的训练班，参加培训的人员达数千人。长江局建立的党组织、发展的党员和培训的干部，既是党领导国统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也是党撒播在南中国广大地区的革命火种。
七七事变激起了中华全民族的觉醒。长江局把握这一形势，适时地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宣传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方针。这一报一刊高擎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敌战绩，不断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和亲日势力的投降行径，深受社会各界欢迎。《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一度成为“中国报纸中算是最大的销售”，连蒋介石也要看。
为了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长江局恢复和扩大了党同国统区文化界的联系，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工作，使文化界基本上处于党的影响之下。就出版物来说，在武汉出版的40种刊物中，有38种是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就文化团体来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活动，在国统区有较大影响。就文化名流来看，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管宣传工作后，将各界精英董必武与中共湖北省委干部参加游行荟萃于第三厅；它虽然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构，但由于周恩来直接领导，对于推动国统区特别是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周恩来对于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曾指示说：这次扩大宣传，要扩大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战士们的杀敌情绪。他还要求根据各阶层民众觉醒程度的不同和情绪的差异，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使人易于接受的口号，文字宣传力求通俗生动，口头宣传力求明白扼要，艺术宣传更要激越感人；要使人看了漫画、电影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在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的组织下，宣传周每天变换主要节目，通过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使接受宣传的群众与日俱增，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一个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
在充分肯定长江局历史贡献的同时，也丝毫不能否认王明右倾错误对长江局的影响。王明是个严重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理论家，他从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到1937年12月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在国内的时间还不足3年。他无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还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都没有切身感受，缺乏在各种特殊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值得庆幸的是，王明的右倾错误并没有在长江局得到全面贯彻。
历史跨越了60多个春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光辉业绩，仍然激励着后来人为民族的富强，为中华的振兴而矢志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