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汉口江滩公园，沿繁华的黎黄陂路西行数百米至鄱阳街，左拐，见街右侧一幢西式三层楼房，坐西朝东，砖木结构，前临鄱阳街，后靠无名小巷，与兰陵路相通。这幢临街楼房就是八七会议旧址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139号（原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旧址原系怡和洋行1920年建造，占地面积197.2平米，建筑面积532.3平米。一楼是一家外国人开的小百货店，二楼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苏联顾问罗卓莫夫的住所。
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代。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斗争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运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发生分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实施“分共”，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12日，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代行最高职权。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立后果断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二是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三是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任务紧迫，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人负责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一部人负责筹备紧急会议，准备秋收暴动，进行组织应变和善后工作。参加筹备紧急会议的主要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党中央秘书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酷暑炎热，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党党员书》等四个会议文件，研究确定了会议议程，选定了会址。
为了作出更周密的安排，邓小平提前3天即进入会场。紧急会议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通讯联络不便，交通受到阻隔，许多外省代表未能及时赶来，会期只得一再推迟，直至8月7日。
盛夏的武汉，犹如蒸笼，叫人透不过气来。二十几位共产党员或由地下交通员带来，或自己按通知找来，或从前门上楼，或从后门进入，他们从三镇各地聚集在三教街41号二楼，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劂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尽管那是武汉最热的时候，但因形势险恶，不能开门，进去了也不能随意离开。就这样，八七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紧张地开了一天。根据预定议程，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分别作报告。罗明纳兹在《关于党的过去的错误以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着重讲了当前的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中央机关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出了今后要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接着他又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党的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提请会议讨论通过。
讨论时，毛泽东发言，他以形象的语言批评了党在国共合作中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做法：“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的话辛辣幽默，也让人咀嚼出痛定思痛的苦涩。在批评了党中央领导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后，毛泽东针对革命的受挫，又谈到了军事武装斗争问题。他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这段话就概括成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围绕统一战线、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致同意改造党的机关，实行新的革命方针。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工人运动议决案》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会期只有1天，代表们发言简明扼要，会议气氛严肃而紧凑。上午，罗明纳兹的报告由瞿秋白逐句翻译，用去很长时间。中午时分，主持人宣布休会半小时，代表简单地吃了些面包和罐头，喝了些茶水，便接着开会。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代表们如同来时一样逐个从前后门离去，消失在朦胧的暮色中。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大革命后期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讨论和制定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新策略，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把发动秋收暴动作为党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这无疑为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会后，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武装起义。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起义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教街41号几易其貌。建国后，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郑超麟等人先后到此进行实地考察，回忆会议经过，为会址的确定和会场的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后经湖北省和武汉市文物管理部门仔细调查，八七会议旧址最终被确认下来。1976年，八七会议旧址依原貌进行修缮。1977年建立八七会址纪念馆。1980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的匾额。
八七会址纪念馆内，一楼举办有八七会议历史陈列，共分为三个部分，即“风云突变”、“重大转折”、“星火燎原”。展出的300多件文物、照片和珍贵历史资料，再现了八七会议的历史，讴歌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力挽狂澜、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的光辉历史。其中，八七会议记录及其决议案、会议代表瞿秋白等人用过的物品、李维汉的亲笔信函以及邓小平回忆八七会议的录音等，均是纪念馆的珍贵藏品。二楼复原了八七会议会场，通过简单朴实的陈设，展示当年开会的实况。另外还辟有临时展厅，经常举办反映党史和祖国建设成就等方面的展览，现举办有《毛泽东与湖北》大型图片展，介绍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湖北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1982年，八七会议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2001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