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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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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汉口繁华地段六渡桥的过街天桥拾级而上,向中山大道侧望时,就会发现在前进二路右侧的斑马线处,矗立着一座圆柱顶欧式大楼,那顶层中央的塔楼尖顶显得傲然不群,即便中山大道民众乐园闹市区上奔涌着的繁华与喧嚣,也丝毫遮挡不了它古朴而夺目的风华。无论在江汉路上,还是六渡桥边,那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大厦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厦会所,都无法取代和消弭这座大楼富丽雄伟的气度。这便是武汉唯一由中国民族企业家自建的重点文物建筑——南洋大楼。这座大楼的引人注目,不止在于它的外形,更在于它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为爱国华侨投资兴建的大楼,这里浓缩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历程;作为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办公地,这里见证了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留下了一代伟人的坚实足迹。

    南洋大楼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爱国华侨和民族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投资建造,1917年动工,1921年落成。整栋大楼呈不规则多边形平面,采用当年极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设有电梯。大楼中间为5层,两边为6层,对称布局,气势雄伟。大楼每层框架内空均高达3米以上,显得体型高大,檐高22米,最高处有30米,外墙为36~60厘米厚的砖墙,正面为洗麻石粉,其线脚花饰细腻,楼顶还建有回廊、圆顶、拱门、钟楼造型和阳台。整个建筑显得坚固宏伟、富丽堂皇,富有欧式风格建筑风貌。南洋大楼是当时武汉屈指可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与当时江滨黄鹤楼、阅马场红楼,并称武汉三大名楼。

    1926年11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这标志着武汉成为中国大革命的中心。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局委员张国焘,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张太雷以及恽代英、罗章龙、李立三、刘少奇、吴玉章、林育南、聂荣臻等陆续到汉工作,最先到汉的中共中央机构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底,毛泽东抵达汉口,设立办事处。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代行最高职权。

    简氏兄弟在获悉国民政府办公条件紧张后,主动将南洋大楼让给政府作办公用房。1927年1月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迁往南洋大楼办公。从成立到结束的两个多月里,临时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共256件,涉及外交、财政、交通、宣传、教育、军事、司法、劳资及其他众多事项,处理了一系列党务、政务问题。临时联席会议,既是一个临时最高决策会议的形式,又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雏形。

    1927年2月22日下午4时,在南洋大楼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报告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经过情形。2月24日下午5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具体计划书,并经过讨论作出决议:将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暂定每月由中央党部补助5100元,由2月份开始支给;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直接管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南洋大楼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927年3月7日下午,谭延阄、何香凝、李烈钧、丁惟芬、陈果夫5人从南昌到达武汉。下午6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南洋大楼举行预备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25人,孙科为主席。会上,谭延闺提议正式全会须等蒋介石到才能开会。为了等待蒋介石,会议曾一度延期,现在又要延期,遭到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的坚决反对。吴玉章说:“不能专门等候一二人来才开始开会。革命是共同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今日到会人数既达足数,便应开会。”恽代英发言说:“会议已宣布延展两次,今日开会,亦众见众闻。因有同志未来而展期,已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如果再推迟,则在报上发表似不好说。”预备会的这一较量,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终。

    3月10日下午2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会议,出席大会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共33人。由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拟出了革命宣言、训令和提案,取消了主席制,实行集体领导。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均不设主席,实行主席团和常委的集体领导,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主席团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决议及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废除常委会主席制,改为常委集体领导。二届三中全会根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进行改选和选举,蒋介石落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总司令职权也受到严格限制。

    大会制定了国民革命新时期的革命纲领。毛泽东、邓演达以国民党中央农运委员会常委身份提出了《对农民宣言》,基本反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想,开宗明义地强调:国民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如得不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彻底完成。

    全会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要求继续加强和巩固与苏联的关系,派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立即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党与党之间进一步合作问题;支持工农运动发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体党员训令》里,都强调了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重申“耕者有其田”和“扶助农工”的主张。

     这次会议增选陈友仁、邓演达、林伯渠、王法勤、宋庆龄、宋子文6名委员。政治委员会7人主席团,共产党人谭平山当选为成员之一。全会还作出决议,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改由汪精卫担任,汪回国前由吴玉章代理。

    在北伐的胜利声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于3月20日在武昌举行隆重就职典礼。典礼由林伯渠主持,全体在汉国民政府委员在就职大会上宣誓。林伯渠代表中央党部致词,中央委员何香凝及各团体代表先后发表演说。武汉国民政府中有共产党人苏兆征担任劳工部长、谭平山担任农政部长,共产党人首次参加全国政权。

    3月21日,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在汉口择址办公,正式成立。林祖涵就任军委会秘书处处长。

    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通过参加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高了国民党的党权,打击和限制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维护了三大政策,加强了政权建设,密切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昔日的南洋大楼虽见证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但此后几经波折,几番变迁。据档案资料反映,1928年至1936年曾以租借关系开办大华饭店,又租借给暨济水电公司作办公用房;1937年被官僚资本乘机侵占;抗战胜利后,英美烟草公司高级职员陈贵容兼汉口南洋烟厂厂长、汉口分公司代经理,南洋烟草总公司派总经理潘新铭负责;1946年住进政府机关和第六战区政治部。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中南局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南洋大楼和南洋烟厂实行军事管制,自1951年8月1日由中南工业部轻工业管理局交由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经营。1959年,南洋大楼被列为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武汉市政府批准了市文物、房地局部门《关于加强南洋大楼保护的报告》,三楼一部分作为武汉国民政府陈列馆。1988年1月,文物部门在南洋大楼三楼复原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场和国民政府部分办公用房,举办武汉国民政府史迹展,正式对外开放。1995年,市人民政府将南洋大楼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该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旧址管理所更名为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

  南洋大楼几经风雨,雄姿依旧,巍巍耸立在中山大道上,那篆刻在大楼左侧、竖式暗红的“中国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几个隽朴大字分外醒目。它在缄默中惯看了武汉近一个世纪的风云起落,仿佛注定要做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和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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