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有一条号称“中国第一红街”的都府堤，这条全长413米、宽15米的历史名街，东临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昙华林历史街区，西临长江，南望武汉长江大桥，北抵积玉桥高档居住区。这里从南至北依次有中共五大会址暨陈潭秋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毛泽东旧居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三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像这样三个红色景点同在一条街上的分布格局在全国大城市中可以说屈指可数。
中共五大会址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正对着武昌公园，距毛泽东旧居不足20米。会址占地面积7700平方米，原有5栋中西结合、砖木结构的学官式建筑，即临街的两层办公楼，8间教室组成的马蹄形教学楼，小礼堂、风雨操场和两层楼的教工宿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址，与陈潭秋有关。
1912年，陈潭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8年，在青石桥南的堤西湖边菜园，国立武昌高等师范附小成立。四年后，陈潭秋到高师附小任教。1919年6月中旬，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赴上海参观学习，交流学生斗争的经验，在那里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和李汉俊。在这段时期，他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此后，在武汉和他的家乡黄冈，都积极组织革命活动，以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昌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他和董必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武昌高师附小任教期间，陈潭秋以教书为掩护，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使学校一度成为武汉革命活动的指挥机关。湖北早期党组织经常在附小秘密开展活动，举行会议。董必武曾在1938年写的一篇悼念钱亦石的文章中称：武昌高师附小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这一切，为中共五大在此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这样，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这时的武汉政府虽然基本上还是革命政府，但内部情况日趋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危机日显。
武汉政府还保有湘、鄂、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买办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武汉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武汉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右转。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形势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形势十分紧迫，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在武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高师附小开幕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等82人，来自全国11个省、区及共青团，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谭延闽、徐谦和孙科作为国民党代表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工农青妇代表列席开幕式。开幕式以后的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举行，5月9日大会闭幕。
会上，陈独秀所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但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就党的新路线提出的一些问题，陈独秀根本没有答复。陈独秀在报告结尾部分说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从而回避解决问题。罗易的讲话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这样，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这次代表大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有所贡献：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名为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设政治局，政治局设常委，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因党员发展很快而设立中央党校；中共历史上七大书记中的五位进入中央委员会。
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是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前四次代表大会比较，五大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共有82名代表参加，创下了建党以来的最高纪录。国民党领导人徐谦、谭延闿、孙科出席开幕式，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同时，这又是一次肩负重托的大会。它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争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因此，五大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比如蔡和森曾经指出：“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蔡和森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从中共五大召开主要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精神这一点来说，五大确实做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更是给予中共五大以极高的评价：“第五次大会的使命，就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给一个观察明敏的，坚决勇敢的领袖组织，以领导在这严重时期中的革命运动。此次大会已经完成这个使命，并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骨干。”罗易甚至盛赞：“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
但五大没能承担起在危急关头挽救时局的历史重任。会议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五大后，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机，各地党组织积极应变、抵抗，中共中央实行改组，全力挽救中国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屠杀所吓倒，在黑暗中高举革命旗帜，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历史硝烟散去，红色景点唤起人们的珍贵记忆。2006年10月，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筹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对周边历史地段进行综合整治，打造富有特色的都市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修葺后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历史陈列展主要由“高潮与危机”、“贡献与局限”、“应变与转折”三大展区组成。内容丰富多彩，动静结合。
如今的都府堤红巷，建筑古朴典雅，环境幽静肃穆，青石板路两侧绿树成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红街”，中共五大会址，正是这条街上的一个靓丽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