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从各地赶赴上海参加大会的有13名代表。这些人在此后的革命征途中，有的英勇牺牲，有的中途脱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汉奸。他们中能够始终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除了毛泽东，就只有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年），原名贤琮、用威，字洁畲，号璧伍，湖北黄安（今红安）城关镇人。少年时代的董必武才思敏捷，17岁便考中秀才。1905年，董必武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新书和报刊，眼界大开，思想日趋活跃。时值国家、民族危机重重，人民灾难深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有良知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出路产生了深切忧虑。维新改良，民主革命，究竟什么才能将中国引向光明？在经历了迷惘、犹疑、比较和思考之后，董必武坚定地站到了革命派一边。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人民求解放，为国家求富强的漫漫征程。
董必武旧居是一栋清幽古朴的老式平房，坐西朝东，砖木结构。正面6间，单檐硬山顶，布瓦铺盖。两侧各有一厢房，单檐悬山顶，布瓦铺盖。6厅2厢的前檐下为内走廊，由7根石础木立柱和7列挑梁支撑瓦面，立柱间镶嵌网眼式木格挂落。离厢房约4米处砌有青砖矮墙，矮墙正中处有一直径约2米的圆形大门，门上方缀有一块长方形的汉白玉，镌刻“董必武故居”几个金色行书大字。靠堂屋的左边是两间陈列室，展出董必武献身革命事业的部分珍贵照片和文物。透过这些斑驳的记忆，董必武鲜活的革命事迹一点一点呈现在人们面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直参与爱国革命活动，密切关注时局发展的董必武在黄州闻讯后，立刻赶往武汉，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他先是与好友张国恩一起参加了汉口军政府军需处的工作，负责革命民军的粮食与武器供应。汉口失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居于武昌，先后担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的秘书和总务科长，并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同盟会鄂支部的组建工作，被推举为评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1914年，董必武与张国恩结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法律。期间，他们拜访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勉励下，董必武坚定了继续革命的信心，并加人中华革命党。
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国家利益和全国人民反对，为争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图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举立刻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然反抗。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与张国恩在武昌府院街3号设立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职业为掩护，秘密策动军队倒袁。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兴起，董必武赴四川继续从事军队策反工作。1918年，他应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邀请，出任秘书长，为护法运动献计献策。
1919年，对于董必武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找到新的革命道路，实现思想大转变的一年，这为他后来推进湖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变，激起正在寻找革命出路的仁人志士们新的思考。这年1月底，孙中山任命的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害，董必武从鄂西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在上海逗留期间，他结识了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回国的李汉俊。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深受河上肇的影响，读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了解颇多，具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李汉俊在年龄上较董必武小4岁，但董必武却尊李汉
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向董必武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他看，还给董必武介绍一些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等。这些杂志有的谈文艺，有的讲哲学，有的介绍社会主义。当时，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推介新思潮、新观点的刊物纷纷创办。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创办《国民》杂志；李大钊、王光祈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发行少年中国丛书。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令人眼花缭乱，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讲共产主义，有的谈行会主义。对此，董必武的态度一直都是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在李汉俊的启发和引导下，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相关文章，特别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从这些文章里，他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董必武后来说：
我们革命的先进国——苏俄，仗它民众的努力与他们的领袖——列宁先生的指导，居然把个庞大的俄罗斯帝国颠覆了，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从麻痹昏睡中唤醒。……从此全世界有了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了帝国主义的领域，有了十分之一的被压迫民众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这当然给帝国主义以一个最巨大的创伤，同时却予各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求自由解放的指南针，尤其给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
通过一系列的读书学习，董必武反思以往革命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忽视民众的组织，此时的他已经深刻意识到今后革命的方向必然是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1919年5月，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震荡全国。这场运动使董必武更加深切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他认识到，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将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自此，经历了新的思想洗礼的董必武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决心遵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发动群众，推进中国革命的道路。
为了吸引更多进步青年，使他们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受到新的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启蒙，为革命培养更多生力军和后备力量，1920年春，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思想进步的同仁一起创办了武汉中学。这年夏天，陈独秀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随后，李汉俊作为该组织成员写信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嘱托他在武汉筹建党组织。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汉的先进分子与受陈独秀委托回汉筹建党组织的共产党人刘伯垂进行了多次交谈，并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他们利用武汉中学的特殊背景和优势，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党团组织，相继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如此，还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工农运动，鼓励和领导进步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与工人群众建立感情，或是利用假期回家乡做农村调查，接近农民，帮助农民接受新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武汉乃至湖北的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这不仅为以后的工农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从思想、人才、组织建设等各方面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为在湖北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1921年，董必武作为湖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此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壮大，董必武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