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铁匠”到“郭铁锤"

一、“郭铁匠”严于治军

    郭天民常常告诉下级指挥员：“任何军队都没有天生的指挥员，也不会有天生的好士兵。军队要想打胜仗，最基本的一条是要严格训练。”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在中央苏区办过学兵大队和教导队，工作性质和战争环境使他十分清楚训练和教育对军队的重要性。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时他任教育科长，是校长刘伯承手下的主要军事教员之一。抗战期间，无论战斗多么紧张，条件多么恶劣，他都要挤出时间来，一条条拟制部队训练计划，按实际情况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和整训士兵。他带的部队被人称为“又能打(仗)又能看”(即指队伍整齐划一，纪律严明)。就是在解放战争中南下追击敌人，部队一天徒步行军百多里路的情况下，郭天民也能在戎马倥偬之际，挤出时间抽调人员开办军政学校。他强调严格训练部队，非常注重部队的培养教育，容不得半点松松垮垮和马虎懈怠。特别是对歪风邪气，更是嫉恶如仇，一旦发现，即严厉训斥，丝毫不讲情面。战士们对他是又怕又爱，背着他的面叫他“郭铁匠”。他要求军事干部会做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会做军事工作，用军政干部互相代职的办法来提高干部的素质，以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和默契。他重视司令部建设，对参谋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不但要熟悉参谋业务，而且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实战锻炼。他说：“当参谋要有熟背地图的本事，要熟悉对面敌人的情况，熟悉上下两级主管首长的声音和容貌，经常有电话往来的人，拿起话筒一听就应该知道是谁的声音。”

    1941年正值寒风刺骨的隆冬，情报员紧急报告：日寇调动大部兵力正向晋察冀军区机关合击。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二分区所在地平山。没料到四面被围，且与敌人仅有半山之隔，情况非常危急。为了保卫军区机关安全，郭天民亲自派参谋、科长放哨。部队刚刚宿营，分区作战科长打电话向上级报告：“我们的方位是……”没容他说出来，郭天民一把夺下耳机，问：“对方是谁?”那位科长答不上来。郭天民一刻也没有迟疑，马上命令部队分南北两路转移，结果军区机关和分区机关均安然无恙。在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在没有弄清和确认向上级报告军情的对象是谁的情况下，而向对方通报自己的方位，是极端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正由于郭天民善于准确判断敌情，临危机警、指挥果断，从而使部队脱离了险境。事后，许多人说：好险啊!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二、“八府参谋”爱兵如子

    郭天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他要求司令部机关不论平时战时，只要有条件就要组织出操，自己常常是第一个站在操场上。他大多数时间是担任高级指挥员，却始终保持着事必躬亲，自己动手的习惯。当参谋长时，他说：“当参谋长要大管全区，小管马夫、炊事员。”当了司令员，他仍然眼睛向下，经常过问马夫、炊事员的工作。宿营时，他指定警戒，询问民情。行军时，他亲自划定行军路线，检查路标。部署战斗战役时，他总是亲自起草文电，自己打电诂。战斗打响后，又常常出现在火线上，情况越是危急，他越是镇定。战士们有时见不到团长、旅长，但经常能在阵地上看见他。有时，战士们劝他离开，他就说：“我看看你们仗打得怎

么样?”一句话就把紧张空气一扫而光。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炳辉称他为百事都管的“八府参谋长”。

    郭天民身材魁梧，性格豪爽，有一张严肃而坚定的脸，有一颗宽容善待他人的心。对下属体贴周到，爱兵如子。他常常教育属下：“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不懂得爱兵的指挥员会毁掉军队，也掉自己。”不过他并不是入伍就懂得这一点的。红军初创时期，军内还有旧军阀作风的残余，打骂士兵的情况时有发生。郭天民生就一副火爆脾气。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和纪律约束，特别是战争，使他懂得了“士兵如手足”的道理。

    郭天民对部队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建树，深得刘伯承元帅、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的器重。他训练管理部队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概：抓的紧，要求严，以身作则，爱兵如子。曾有一个外号“小老虎”的团长牺牲了，他反复地抚摸着烈士落泪，久久不忍离去。在战地干粮不足的艰难时期，他把平时节约积攒下来的钱，给爱女买的饼干全部分给了战士们。

    他不但自己爱士兵，而且不能容忍任何干部对士兵的疏忽。行军作战前，他要督促部队备足草鞋、干粮。宿营时，他要检查战士铺下有没有铺草，连队有没有烧热水给战士烫脚，伤病员怎么安排的。行军作战或撤退时，丢了一个战士，哪怕是尸首也要找回来，不然，他就要发脾气骂人的。每次下部队，他必到厨房看看战士们吃得怎么样，到班里看看战士的被子是不是太薄，有没有虫子叮咬?如果发现战士们吃不好或是睡不好，甚至发现一个战士少了枚扣子没及时缀上，他都要批评干部：“用旧话说，长官如父母，用新话说，战士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一个部队的战士如果没有得到父母兄长般的爱护，这个部队就不过硬!这就是干部的失职!”

    1957年，郭天民组织一次演习。由于通信不畅。他上山查看线路时发现几个查线的战士一天没吃上饭，大为生气，回来就把通信团长找来，批评他：“他们如果是你的儿子，你也这样掉以轻心?在战场上，士兵比儿子还重要!”接着命令他：“你带几个人去查线，把他们换回来吃饭!”他真心爱士兵。在军营中他爱兵如子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郭铁锤”让日军闻风丧胆

    1937年12月，郭天民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从新疆回到延安后，一起去见毛主席。郭天民向毛主席汇报了西路军的种种艰辛和他们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所受到的处分。毛泽东摆摆手说：“这些都不作数!我这里需要人，你就留在军委机关工作吧。”一句话为他平了反。

    1938年1月22日，郭天民任军委一局(作战)局长。郭天民身在后方，心却在战场，他按捺不住带兵打仗的强烈愿望，多次向毛泽东请求上前线。6月，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8月，郭天民到晋察冀军区上任。12月，郭天民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在晋察冀工作期间，郭天民指挥了大小战斗几百次．比较著名的有牛道岭战斗，上下鹤山战斗，高洪口战斗，百团大战破袭正太路、攻克娘子关以及一系列出生入死的反“扫荡”作战。其中有一次战斗，鲜为人知，这就是1938年秋季的牛道岭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少将清水联队长成为郭天民的“刀下鬼”。这是八路军自抗战以来首次击毙日本将官，引起很大震动。

    1939年3月，日军频频向滹沱河北岸进犯，郭天民、赵尔陆决心遏制日军扩张的势头，遂召集第四团团长韩伟、政治委员萧文玖召开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作战方案。23日夜，郭天民率第四团悄悄进入滹沱河南岸地区，首先指挥该团第三营偷袭盂县上社镇，歼灭日军50余人，然后他命韩伟将部队带至上社以东上、下鹤山一带埋伏，等待日军前来报复。24日中午，日伪军600余人果然从盂县县城气势汹汹而来。郭天民令第四团第一营正面阻击，指挥团主力迂回到侧后展开猛烈攻击。战至傍晚，歼灭日伪军大部，俘日军2人。战斗中，一个排长腹部受了重伤，忍不住疼痛，说什么也不上救护队的担架，要求补一枪。郭天民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鼓励这个排长说：“一定要活着，活着是为了革命!”使在场的指战员深受感动。此战是郭天

民在第二军分区上任后的第一次指挥的较大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战后，聂荣臻特给第二军分区发来贺电：“上下鹤山战斗的胜利，给了敌人严重的打击与很大的杀伤……这一胜利，完全是由于你们的英勇坚定的精神与整军后战斗组织力量之加强的结果。希望你们保持与继续发扬这种战斗精神，成为水远的作风”。

    1943年敌人大“扫荡”，日、伪军1000多人包围了二分区机关，而机关只有两个连的兵力。郭天民坚持请分区政委带1个连指挥军分区机关撤退。他指挥另1个连阻击敌人，直到分区机关全部撤完，他才带着那个连撤下来。这一仗打得非常残酷，撤下来时，那个连只剩下十几个人。

    9月以后，日军为挽回侵华战争即将出现的败局，采取了更加疯狂的军事行动，仅在华北就抽调四万余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长达3个月的“毁灭扫荡”，大肆残杀群众，到处焚烧房屋，并掠夺粮食和财物，企图毁灭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郭天民、赵尔陆深入村镇慰问群众，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抗战到底。他们根据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率领第二军分区部队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与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26日，日伪军260余人押送在“扫荡”中抓俘的几十名地方干部和群众回盂县县城，郭天民率部在途中阻截，全歼这股日伪军，救下所有被俘人员。10月21日晨，日伪军1500余人突然包围了第二军分区机关所在地咬潭庄，当时机关身边只有军分区警卫连和第十九团第三连，郭天民果断命令警卫连掩护赵尔陆带

机关和群众撤退，自己率第三连担任掩护。战斗中，该连干部先后牺牲，郭天民沉着地指挥战士们依托村边的壕沟顽强阻击，打得日伪军数次在阵前抛下尸体狼狈溃退，直到赵尔陆等人全部撤离，他才带着幸存的10余人撤出阵地，使日军袭击第二军分区的图谋再次落空。此后，郭天民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将内线与外线相结合，指挥主力部队、民兵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寻找打小规模的歼灭战，数次挫败了日军“扫荡”。日军与第二军分区打了多年的“交道”，从未讨到便宜，对郭天民又恨又怕，日伪背后称他“郭铁锤”好厉害。

    二分区在郭天民、赵尔陆的率领下，在晋察冀坚持战斗整整6年，仅1940年，日伪军即向二分区出击185次，平均两天至少要打一仗。1941、1942两年，日寇对这一地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174次。

    30年后(1969年)，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经委的军代表时，还提到二分区。他说：“那时．二分区条件艰苦，郭天民、赵尔陆的部队很能打仗。”

四、逆境中彰显浩然正气

    郭天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建立了功勋，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在曲折的革命历程中，他多次受到挫折和不公正的处分。对于功劳，他从不炫耀；受到的挫折和错误的处理，他也从不埋怨，从不灰心，仍然勇往直前，勤奋工作，丝毫也未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对党的信念。几十年戎马生涯养成了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他不争名利，不计待遇，吃苦在前，不讲享受。朱德曾说他：“你就是不会居功啊!”这话语中满含着对他的爱护和赞扬，也是对他人生品格的中肯评价。

    1930年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在部队内部搞肃反，抓“AB团”，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打击。郭天民当时就感到做得太过分了，他一面向陈毅反映意见，一面对其他一些负责同志说：“不能这样搞，这是搞垮自己的做法。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哪里有那么多‘AB团’?哪能每个团、每个连都有‘AB团’?如果每个团每个连都有‘AB团’，那红军不就成了‘AB团，啦?”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继续搞王明“左”的那一套，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郭天民这时任江西军区参谋长，他不畏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站出来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代表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为此，他被人指责为江西军区“反对”执行王明路线的代表，撤职调离，被送到红军大学去当学员，并被勒令写揭发、检查。郭天民硬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多年后有人问他。你当时胆子怎么那样大?不怕王明杀头?他岔开话题，谦虚地说：“我们湖北人都是杠子头(指脾气倔犟)，临死也不低头。”虽然郭天民那时才20多岁。但已锻炼得成熟坚定，坚韧不拔。他头脑中牢牢树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所动。他不仅是一个优秀指挥员，而且已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有自己的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盲从。

    1958年，正当我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大步前进时，在军内掀起了一股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运动一开始，郭天民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将是一场关系到我军前途的斗争，能不能沿着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看斗争的结果如何了。尽管他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代理党组书记，还有人示意他“揭发”两位老元帅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领导同志，并许诺以后由他负责训总的工作，等等。但他坚持实事求是，未讲一句他们需要的话，反而在发言中说：“解放初期。我军全面学习苏军的训练方法，确有生搬硬套之处，但也只是在训练计划、训练方法上生搬硬套，我军的建军原则、光荣传统是一直坚持了的。训练总监部执行的全军训练大纲也是军委通过的，不存在什么‘教条主义’。即便是那些生搬硬套之处，也从1954年就开始一一纠正，到1956年，已经在我军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军先进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他又说：“反教条主义会使得部队条例废弛，思想涣散，纪律松懈，战斗力必然大大减弱。因此，搞这场运动是错误的，那样对待坚持正确路线的功勋卓著的建军元勋更是错误的。”

    由于郭天民不肯投人所好，没有站在反教条主义者一边，最后也被列入“反党集团”，郭天民虽然受诬。但他坚信刘伯承元帅、叶剑英元帅和训练总监部的方向没有错，自己没错，人民解放军迟早必然要走现代化正规化之路。他并不急于为自己申辩，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力图减少反“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反教条主义运动后，军队建设不提“正规化”了。1960年以后，连国防“现代化”的字样也从文件里消失了。部队训练由合成战术转向苦练200米内硬功夫。提出“以骡马化代替摩托化”，大量撤并军事院校……

    看到刘伯承、叶剑英元帅的心血付诸东流，看到我军建设的倒退，郭天民非常痛心，非常惋惜。但坚强的党性使他不讲一句怨言，只是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希望——希望时间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他们明白一切。

    由于沉重的思想包袱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使他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的身体垮了下来。两年之内接连患皮癌和心肌梗塞。他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1963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郭天民离职休养。

    郭天民从来不怕压力，从不为权势潮流所动，严格地按党性办事。十年动乱期间，不少人来找他“外调”，他坚持实事求是，不作伪证。一次，辽宁省来了一伙人，逼他证明黄火青执行过张国焘路线，他拒作伪证，把那伙人打发走了。又有一次，一位前国民党官员，请求郭天民证明他做过有益革命的事，因为确是事实，郭天民毫不犹豫地为他作了笔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