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楚光，化名徐建豫、徐祖芳、徐楚狂、席建余、度群实等，于1909年2月9日出生在蕲水县（今浠水县）团陂镇妈妈桥村白鹤湾一个雇农家庭，世代依靠种田和手工劳动维持全家人的艰难生活。

    徐楚光的父母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母亲于1919年去世，父亲于1923年病故。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徐杏花，生活更加无依无靠。于是，将十二岁的妹妹送给本乡方姓贫农家做童养媳；徐楚光由四个叔叔一个婶母抚养，（其中有三个叔叔因穷困一辈子未娶）。后来由这四个叔叔节衣省食集资送他到本乡私塾就读，受教于一位叫徐少梅的老先生。徐先生见他思想纯朴，品行端正，又刻苦攻读，成绩优良，念及他家庭贫寒，遂免去应交的学费。有时老先生还他一点零用钱，买文具纸线，徐楚光从心底里感谢徐先生的恩惠。

    1924年，徐楚光的叔父筹借三块银元，资助他考入蕲水县中学就读。这时，新文化运动也影响到蕲水县。1925年，张光化、张翼南在蕲水县的明家洲创建农民协会组织。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进驻县城，成立县政府，改知事为县长。10月，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成立。11月，成立中共湖北蕲水直属支部，随即成立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及妇女协会。接着直属支部改为“中共蕲水县委员会”。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和蕲水县的大好形势，对年轻的徐楚光以极大的影响，激发了他追求进步的热情。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占领全省大部份地区，逐退军阀吴佩孚后，成立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为革命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材。这一消息传开后，全省各地青年学生踊跃招考入校。蕲水县巴河一位姓陈的开明绅士器重徐楚光，将他保送武汉分校第五期步科学习。

    这时的徐楚光，一方面受到新文化运的熏陶，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以及北伐军节节胜利的鼓舞；另一方面，他家庭生活苦难的处境，更成为促使他倾向革命并积极投身革命的决定因素。他进入军校后，接受进步教育。结识了很多在军校任职的共产党员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在当时较有声望的同乡孔庚和金龙章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

    1927年继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5月中旬开始，武汉国民政府也逐渐暴露其反革命的真面目，纵容叛军支持土豪劣绅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摧残农工团体，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许多进步青年亦受到打击和迫害。党根据这种恶劣环境，批示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及时隐藏和转移，并把许多人派往农村进一步发动农民斗争。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徐楚光和一批进步青年也回到蕲水家乡，在鄂东地区从事发动和级织地方革命武装的工作。

    后来，鄂东地区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和两湖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不但爆发了如火如荼的“黄麻秋收起义”而且紧接这一起义之后，在黄冈、黄梅、广济、蕲水等地此起彼伏地发生了农民暴动。1928年2月，我起义军在三百多农民的配合下进攻蕲水保卫团，缴枪四支，打死土劣多人。接着，鄂东的党组织领导了巴河、淋山河、滚子河、孙家咀等地农民万余人的暴动，杀了一批土豪劣绅。暴动后，恢复了各地党组织，建立了秘密的县苏维埃。在这些暴动中，徐楚光遵照党的指示，转战鄂东各县，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带领群众向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

    1928年夏，鄂东地区的暴动在强大的敌人反扑和镇压下，黄安、黄梅、蕲水等城镇均被敌军占领，革命又遭到了暂时的失败。徐楚光随起义保存下来的余部，转入大别山苏区金寨县农村工作。

    1929年春以后，湖北黄麻、河南商丘和安徽六安三地暴动的力量结合成为鄂豫皖边区革命武装。徐楚光负责鄂豫皖边区直属团筹备处训练教育工作，后任直属团连长，开始了人职业革命者的战斗生涯。

 

                                                         二

    1929年秋，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特区扩大为鄂豫皖边特区后，敌人也相继发动了对边区的疯狂进攻。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消弱敌军的反动力量，边区党组织决定派去徐楚光、潘仲素（后叛变）、徐森桥、徐润清等人打人敌军进行策反工作，徐楚光通过族叔、开明士绅、国民党蕲水县县长徐剑风推荐，潜入蕲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

    当时，蕲水、罗田、英山几个相邻县的国民党自卫大队为了各自的地盘，横行一方，相互之间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徐楚光根据党的指示，决定利用敌人的矛盾，选择适当的对象进行策反，冲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

    1930年，徐楚光通过同情革命的国民党蕲州司令徐文煌推荐，打入罗田自卫大队任大队副。经过他的细心工作，争取了有正义感的大队长徐施恩暗中支持我党工作。罗田自卫大队为了称霸一方，扩展势力，与英山自卫大队时常发生冲突。徐楚光则多次利用罗、英两县自卫大队的矛盾来制造相互斗杀的机会，在一次罗田县自卫大队的报复行动中，他采用一部份正面攻击，其剩余部队则隐藏反击的打法，把英山自卫队打得大败。当战斗结束时，罗田县自卫大队放松了警觉，大队长徐施恩被埋伏的英山县自卫大队暗枪打死。于是，徐楚光又以此为借口，向蕲州司令徐文煌告发，并请求惩办英山县自卫大队长。英、罗两县自卫大队的相互残杀，消弱了敌人的力量，减轻了敌人对我苏区“围剿”的压力，支援了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徐楚光在蕲水县自卫大队任职时，与农村姑娘李腊梅结婚（后被地主、户长徐福恩逼卖他乡）。1932年，李氏生一男孩，楚光为他取名徐建，后化名席云彬，希望儿子如天空的彩云，成人后，改造贫穷落后的中国。

    徐楚光在自卫大队的活动，被当局指控有“共党嫌疑”。同时，罗田县自卫大队一个排长在蕲水巴河驻防时拦路抢劫被人告发。因此，徐楚光自行离职，潜入广西李济深驻罗田县的部队进行策反工作。他结识了李济深部的团长袁启生。袁对革命同情，不准部属欺压老百姓。徐楚光通过与他交谈建立了友谊，向他提出起义参加革命的要求，袁启生表示同意。但当起义工作正准备时，被鄂东“围剿”司令朱怀冰发觉，并对他们进行监视和准备逮捕，袁团长只身逃走，徐楚光被迫秘密离开罗田县。

    随后，徐楚光通过国民党鄂豫游击司令汪以南的关系，先后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以此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等待时局的发展，乘机策反敌军。但这时，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反动军队向全国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这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异常艰苦，徐楚光策反敌军的工作更加困难。1934年，徐楚光根据党的指示，决定随李济深、宣侠父所部去广西南宁，途中与同乡金龙章相遇，并约他同去广西活动，推动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继续反对蒋介石，扩大新军阀蒋、李之间的矛盾斗争，以消弱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我苏区的“围剿”。此时，蒋介石亦派曾任桂系军长的陶钧去广西活动，企图拉拢李宗仁等。但由于陶钧过去是背叛桂系、依靠蒋介石的，对此，李宗仁、白崇禧对陶表示不满。徐楚光、金龙章则以湖北同乡会的名义，联合在广西的湖北人，暗中策动，揭露蒋介石派陶钧来广西的阴谋，陶被迫离开广西。后来，蒋介石派部队到达广州，以武力压迫桂系军阀就范。

    不久，徐楚光由广西回湖北，党组织派他到河南西部，通过关系潜入豫西师管区，任区兵役局局长，并改名徐建豫，以示改造河南的决心。1937年春，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负责该县兵役工作，秘密发展革命势力。“七·七”事变爆发后，宣传抗战，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展进步力量。后又与中共中央河南省委的负责人陈少敏、侯秋影等人取得联系，并根据中央中原局和省委的指示，以洛阳、竹沟、武汉为活动中心，秘密开展地下统战工作。徐楚光先后动员了武汉的徐敏文、熊泽滋，罗田县的郭坚，伊川县的时海峰等大批青年参加抗日斗争。这批青年在徐楚光的引导下，成了抗日的骨干。

 

                                                         三

    全国抗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积极地对国民党展开了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党杂牌部队冀察游击队司令孙殿英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于是，在1937年秋，孙殿英由中共党员靖任秋安排，在停留于平汉铁路线东长寿车站的专车上，会见了由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与分恳谈团结抗日问题，分析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孙殿英表示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会见以后，周恩来指示靖任秋进入孙殿英部工作，争取团结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与八路军合作。

    经过协商，1938年春，孙殿英委派靖任秋去豫西宜阳三乡镇（孙的后方司令部所在地韩城镇以西三十华里）创办干部教民大队，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孙部联合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培养抗日骨干的组织。

    根据抗日的需要，中共豫西特委决定派徐楚光到孙殿英办的干部教导大队工作，任大队中校教育主任。为更有利于掩护身份，遂改名徐祖芳，与靖任秋一起掌握干部大队的领导实权。同时，中共豫西特委号召动员各地一千多知识青年参加干部大队学习，并选拔一批青年共产党员进入教导大队作为骨干。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河南省委等党的组织，还分别从延安、洛阳、武汉等地调派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教导大队，建立中共党的工作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或党外进步知识分子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和教官。如：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的中央秘密党员李锡九，被孙殿英聘请为高级政治顾问，常驻干部教导大队。

    大队长：孙殿英挂名兼任。

    上校大队副：靖任秋，中共党员，为实际负责人，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

    中校教育主任：徐楚光，掌握教育计划、课程设置安排等实际工作。

    军事总教官：方允中，负责战术。

    政治总教官：刘潇然，负责各队政治工作。

    教官：刘郁篁、张德铺、袁君实、李尚杞、李俭恭。分别讲授哲学、国际问题、新三民主义、政治常识、游击战术。

    全大队分为军官队和六个中队。大队部设有政治课研究室，办有机关刊物《导报》。

    在干部教导大队，由靖任秋和徐楚光等共产党员坚决推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学员中抗日的政治热情很高，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秋，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新五军，属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直接指挥。这时，干部教导大队的进步活动和政治教育内容，引起了常驻孙殿英部队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注意和不满。他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要求第一战区司令官孙殿英解散干部教导大队。孙殿英因与共产党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对此并未立即执行。1938年冬，他亲自到三乡镇检阅经过半年多教育的干部队伍。靖任秋和徐祖芳根据党的指示向孙建议：将教导大队调往黄河以北、晋东南敌后，以避免中民党插手干预，防止他们用武装强制解散。孙殿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命令靖任秋和徐祖芳执行这一调动计划。

    同年底，靖任秋和徐楚光亲自率干部教导大队从宜阳三乡镇出发，由孟津过黄河，经济源县境北上太行山进入山西晋城，后又将大队移至陵川、壶关沿途一线。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正式结业。结业时，徐楚光同靖任秋等商定，除少数学生集中由二中队长刘会元（此人在徐楚光等影响下，思想进步，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任营长，带领继续训练待命外，其他各中队学生均分配到孙殿英所属新五军基层连队任班长或文书、庶务等工作。其中一部分成绩优良和表现较好者，担任排、连长或政治干部。安排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继续隐蔽进行秘密活动。孙殿英将靖任秋调新五军军部任军参谋长，徐楚光任军参谋处作战课长。

    1939年初，孙殿英筹建新五军官佐子弟学校，任命徐楚光为校长。后因官佐子弟人数不多，附设幼年学兵连，仍委徐祖芳兼任连长。徐楚光收各基层连队的少年儿童和部分官佐子弟集中学习，对他们进行抗战爱国教育，传授文化知识。

    这时，徐楚光同伊川县的女青年时海峰，在斗争中建立了革命情谊，培养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结为伴侣。（1942年春，徐被派往南京搞情报、策反工作，时误认为徐只身投敌，于1944年4月发出离婚信。）随后，徐派时海峰担任幼年学兵连的政治指导员，并从原教导大队学员中选派一批骨干，充任学兵连的各排领导，在学兵连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邓彦章任书记，李毅人任组织委员，时海峰任宣传委员。党支部由徐楚光直接领导。时值国民党制造了博山惨案、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加紧反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7月，徐祖芳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留下李宗元、东学亚等同志坚持秘密斗争外，指示学兵连中的党支部成员撤退，经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转赴晋翼鲁豫党校（该校设在山西黎城县麻田镇）。同年秋，徐祖芳秘密离开孙殿英的新五军，由晋东南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豫西特委，汇报在孙殿英部所开展的工作。在洛阳时，遇见继续在国民党军中坚持工作的徐敏文和孙派往洛阳第一战区干部训练团“受训”的乐学亚，听取汇报后，并指示要他们继续隐蔽，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保持同党的联系。同年度，徐楚光回晋东南敌后，又派王文英与留在孙殿英部工作的李宗元秘密取得联系，并向他布置今后斗争的任务。

    1940年初，党中央调徐楚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在鄂东的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向我疯狂进攻。于是，党组织派他到朱怀冰部秘密侦察其反共部署情况。徐以私人朋友关系，住在军部参谋主任杨梓诚家中，了解到朱部对我发动进攻的政治阴谋和军事部署，完成了侦察任务。这时，徐的活动引起该军军部人员的怀疑，杨梓诚得知此消息后，暗中将徐祖芳放走。

    根据徐楚光侦察汇报朱怀冰的反共部署情况后，同年3月，八路军在晋豫边境反击朱怀冰部的反共磨擦挑衅，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徐楚光参加了消灭朱怀冰的反顽战斗。战斗结束后，调任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

 

                                                         四

    1942年，日伪势力发动对我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和“围剿”。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为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3月，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情报处）抽调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数十名同志，集中训练后派往南方工作。徐楚光从“抗大”抽调出来参加了这项工作的训练。

    训练结束后，徐楚光先生赴武汉（沦陷区），改名徐楚狂。表明他要像狂风一样袭击古称楚国的敌人。在武汉，他通过同乡、同学的关系，打入武昌汪伪国民党县党部任主任委员。后由孙季衡陪同访问老朋友金龙章，交谈甚密。金要徐楚光转赴延安，请求中央派干部来掌握他指挥的部队；徐告诉他，因另有任务，马上要到南京去，徐嘱咐金龙章派人到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同陈大姐（陈少敏）联系。同时，请他开一张到南京去的通行证，介绍在南京有权力的可靠关系，以便掩护工作。金龙章立即为徐办了通行证，介绍了一位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与徐相识。

    同年夏，徐楚光到南京后，又由楚狂改名徐楚光，住鼓楼兴皋旅社，以商人身份往返南京与武汉之间，结识跑单帮的店客张铁平（罗纳）。从言谈举止中，张铁平认为徐楚光不是一般的商人。他对徐信任崇拜，向徐暴露自己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情报处潜伏的情报人员。他对徐说：“如果有什么用得上我的话，愿意接受差遣”。

    徐楚光到南京后，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找老同学，广交朋友，结识了原国民党流落南京的军官刘蕴章、陈轶群、杨本芬等人，经过交往，渐成知交，共同求人介绍，进入汪伪中央军事学校任职。徐楚光被任为上校战术教官，杨本芬任军校中队长，刘蕴章调任汪伪海军政训处长，陈轶群任伪政治训练班总队长。徐楚光通过与他们交往，了解到汪伪中央军校伪海军、伪政治训练班的基本情况，后来，他和杨本芬共同租赁鼓楼二条巷的一处房屋的二楼定居，以此作为活动驻点。

    徐楚光经金龙章的介绍，结识南京洪门大亚山正义堂首领朱亚雄后，为更好地掩护自己开展党的工作，他参加了大亚山洪门组织，拜朱亚雄为大哥，经常也入朱的香堂和内定宅，积极进行争取朱亚雄的工作。随后，徐楚光又认识了与青帮有关系的裘丽芬，并通过他与南京的青帮头子裘某和宗某相结交，成了帮派兄弟，建立了友好的情谊。

    同时，徐楚光通过伪中央军校教官陈启新和湖北同乡伪中将参先赞武官张海帆介绍，结识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亲信、总务处长陈光中的舅岳父——中将参赞武官洪侠。洪侠住中山东路二条巷蕉园。徐去伪中央军官学校上课时，经常顺路进出洪的蕉园寓所。二人吟诗填词，情趣相投，渐成莫逆之交。徐楚光的旧学颇有根底，常以饮酒吟诗与一些志士联络感情，交流思想，有一次，他与友人共赏栖霞红叶时，即席赋诗一首，以表心愿曰：“破碎山河乱如麻，寺僧钟鼓噪无鸦，山枫自有丹橙色，无意胜于二月花。”以此来激励友人爱我河山之心。

    1943年6月，徐楚光由湖北同乡介绍，认识汪伪陆军部部长叶蓬的弟弟、陆军部少将科长叶晃，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叶晃向陆军部引荐，任命徐楚光为陆军第六科上校科长。后来洪侠、张海帆等又推荐他在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挂名上校参赞武官，并兼任伪中央感化院政治教官。一天，徐在伪中央军官学校偶而与原在华北孙殿英部队隐蔽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宗元邂逅相遇。徐问李为何来这里？李说：孙殿英于1943年4月在豫北率部投日后，抽调部份军官派往南京汪伪中央军官学校集训，于8月结业。徐指示李宗元回到孙殿英部后，坚持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并告诉他回去后与东学亚（乐伟平）联系，共同研究在孙部的秘密工作。李宗元回华北孙殿英部队以后，与乐学亚取得联系。他们同在南京的徐楚光联系上后，约定联络地点、暗号、接头方式，从此，他们不断地、秘密地向徐楚光提供伪军孙殿英部的军事情报。

    这时，徐楚光经过罗纳介绍，认识伪参赞武官公署人事科中校科员王宗良，经过秘密发展朱亚雄、洪侠参加地下情报工作。通过洪侠与陈光中、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项致庄的接触，发解汪伪上层的动向，及时向徐楚光反映。这样，汪伪中央上层的政治、军事、特务等情报活动，从各方面渠道为徐楚光所掌握，并及时传递到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

    10月，八路军总部根据徐楚光的报告和在南京汪伪中央秘密斗争的需要，派出原在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搞敌区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马蕴平（化名张相群），到南京协助徐楚光工作。马蕴平到南京后，徐引荐他参加朱亚雄的洪门大亚山组织，以利于掩护身份，开展工作。

    1943年，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打入南京汪伪军工作的徐楚光等已在南京扎下秘密工作的根基，为便于及时使党中央了解情况，因距八路军总部较远，联系不便，由八路军参谋长腾代远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委会发电报：将徐楚光、马蕴平的关系转交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年底中共中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派副部长徐雪寒按预定的接头方法、地址，到南京与徐楚光、马蕴平接上关系。从此，徐楚光直接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开展隐藏工作。

 

                                                         五

    1942年1943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勾结伪军疯狂地向我华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封锁”，企图“绥靖”后方，然后从中国战场上抽出兵力，支援正陷入困境的太平洋战争。

    根据这种严竣的形势，我新四军军部指示任新四军江南工作委员会第三分会主任的徐楚光，要他设法利用汪伪地方经济贸易组织，秘密建立一条从敌占区通向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以打破日伪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证我方人员进出自由。

    徐楚光接受任务后，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通过军校同事陈轶群的介绍，结识南京建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苏州蓬兴地产公司唐公福，由他来完成这个任务。徐与唐结识后，结拜为兄弟。徐经常到苏州看唐，介绍他参加洪门大亚山组织，启发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经达多次接触考察，徐认为唐是一个有抗战热情的正派人，可以争取为我工作。徐向他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并提出发展他参加地下工作，唐公福欣然同意，表示坚决服从徐楚光的领导。

    当时，唐公福在苏州是蓬兴地产公司经理、南京建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苏州银行公会理事。他同汪伪中央上层人物结交广，关系密切。徐、唐密议由唐公福和陈念祖合资出面，活动伪苏北绥靖公署参谋长曹榜等伪军高级军官协助，向伪苏北专员公署清乡专员张博生承包苏北清乡地区（我抗日根据地）的猪只税局，从水路往返我盐阜地区，借收购、贩运生猪、咸肉、黄花菜等土地产品名，采购运回我根据地所需的药材、纸张、棉花、百货等物资，并掩护我方人员进出敌区工作，以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

    根据这个任务和徐楚光的指示，唐公福辞去建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结束苏州地产公司的工作，用地产公司资金承包扬州猪只税局，请陈云樵任总局局长，他和陈念祖分任总局科长。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由曹榜出面，在观音山请项致庄部的三个师长田铁夫、陈才福、丁聚堂等吃素面，谈合作条件，做到官方私言两面摆平。丁聚堂举荐他的参议侯如舟做如皋税务局局长，田铁夫安排他的拜把堂兄张英做上岸局长，我们各派了副局长。并派了有工作关系的马安士担任泰州局长，聘请陈财福的干儿子做税务局检察长，吴汉长（中共党员）做盐城兼东台税务局局长。

    为了保证从南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往返物资的顺利，必须保护京沪铁路交通线的行动方便，徐楚光与朱亚雄筹划，由朱出面（朱抗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通晓日语）活动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长、日本人木村。通过朱亚雄与木村磋商，成立华中株式会社警务课直接领导、以红帮兄弟为实体、保护铁路物资运输安全为宗旨的“华中铁路护路总队”。朱亚雄任总队长，徐楚光任总队秘书主任兼督察长，负责实际领导。总队以下设丹阳、镇江、龙潭、下关、中华门、芜湖等分队。各分队定期向总队报告铁路沿线范围“敌情”活动情况。凡护路总队所属人员均可凭身份证免费乘坐火车。此外，警务课另外给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朱亚雄将他全交给徐楚光。这时我方工作人员乘坐火车，出入车站提供了安全方便，尤其对镇江、下关两个分队，地处咽喉要地，对我水上物资运输关系重大，徐与朱亚雄作了可靠的安排。

    1944年2月，徐楚光为使我方人员与物资进出南京车站、港口不受盘查障碍，通过同事伪陆军产科长王法哿介绍，结识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校处长骆中洋，并与他交换了兰谱，结拜为兄弟。凡有我方重要人员进火车站、码头或输送物资，徐以“接送亲友”为名，约请骆中洋陪同前往，或持骆中洋带衔名片放行，以避免伪军警、宪、特检查盘问。

    6月初，徐楚光赴扬州了解唐公福的猪只税务总局工作情况后，转道去华中局汇报工作，在乘日伪军汽车时，途中偶遇我地方民兵袭击，徐跳车摔伤肋骨，送到扬州医院治疗。法时得到了在扬州的一位失学不久的女青年失健平的护理照料。徐对她进行亲切的教导，引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朱健平回忆说：“有一次，他从解决区到扬州，在路上遇到险情，跳车，摔伤了助骨，住在扬州医院，我去看望他，他问我“为什么不继续上学？，我对他说：因父亲失业，无力支付学费，并流露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他很同情我，帮助我分析社会腐败、日寇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我听了很崇敬他，认为他懂得很多，讲得有道理，又是那样的深入浅出。以后，还以批判希特勒提出的反动口号“妇女回到厨房去”，来启发我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女性。终于在他的不断教育下，我走上革命道路。”

    徐楚光伤愈后，由扬州回到南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不断地从南京地区向苏北、淮南解放区输送各情报和物资。10月他取得朱亚雄的同意，推荐结拜兄弟杨本芬到南京下关路分队任分队长，进一步为我地下工作人员及物资进出南京与渡江提供方便。

    自猪只税务局成立之后，我们从根据地运出活猪、咸肉的船只，可以凭税单通过伪军警的关卡，但要按税额的10%另送一笔现款给这些关卡，名目叫做“照票税”。船舱内还可以带黄花菜、鸡鸭蛋及其它土产。运出的货物是边区通过地方合作社用边币收购。远销到江南敌占区，收进伪币，一部分留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大部分用以采购药材、纸张、棉纱、百货等，补充我方军需民用。

    在筹集资金、物资的过程中，徐楚光指示唐公福要尽力利用伪军各种关系，顺利通过敌人的关卡。当时我们在淮阴风箱巷23号租了一栋房子，有陈念祖和他的妻子诸如芬居住。不久，第二十五师政训处少将处长严毅和妻子法慧琳来风箱巷抢占房屋，诸如芬出面应付。法慧琳是江苏溧阳人，与诸年龄相仿，又是江南人，谈得投机，法答应陈家可不搬出，两家合住一宅。不久，法的儿子又认诸如芬为干妈，关系就更密切了。后来，又认识了金式祈师长及其妻子，从而了解到整编二十五师是原二十五军改编的，金式祈原是第四十师师长，这次任前线指挥。扬州还乡团受严毅控制，派至邵伯一带刺探我方布防情况，以及水陆码头要道，检查出入解放区的行人等。徐楚光了解这些情况后，及时向解放区领导作了汇报。同时，他指示我们的地下工作要利用敌人为我服务，并对具体工作进行发安排。由唐公福、陈念祖出面劝法慧琳投资合伙做生意，以发大财去打通她。她叫自己的哥哥法支章（严毅的副官）帮我们向各地检查岗哨打招呼，让其顺利通过。有一次，唐公福和苏兆海在扬州办货被还乡团扣留，陈念祖就请法慧琳出面交涉放行了。另一次，我装货物的船只被扣，是法友章直接出面打招呼放行的。

    这一切，有力的说明了我党在敌占区和汪伪军政机关中的特殊战线上的胜利，以及徐楚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六

    1942年夏，有一次徐楚光到洪侠家里，见他家里客厅悬着一副自己书写的对联：“洪钟唤醒三千界，侠骨飘零二十年”，借以抒发自己胸中的抱负与郁闷。徐楚光异常称赞，趁与洪侠一起吃酒吟对的机会，悄悄问他：“大哥，你洪钟侠骨，忠义高风，怎么会走上这条（徐的意思是说汉奸）道路？”洪听了羞愧万分，便将自己的身世、遭遇推心置腹地告诉徐楚光。

    原来抗战初期，洪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党校任体育指导（陈果夫任教育长，项至庄任总务处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任），后保送他到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育班学习，一年半毕业，到中央政治学校任队长兼马术教官。因学校派系斗争，洪被免职。回家乡找不到出路，到上海靠汪伪政权任职的亲戚陈光中保荐，他才在汪伪任参赞武官。后来洪又开了一个五洋杂货店。就在此时，原在中央的项致庄，被蒋介石派到第三区任炮兵司令，同日军作战时被俘，押送南京软禁，生活拮据。洪念往日旧交，常去看望，并以所得收入一部分资助他，项对此十分感激。1942年项致庄投靠敌伪，充任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成为周佛海的心腹。项也把洪视为知己。

    徐楚光对洪侠的叙述表示深切的同情，并语重心长地说：“大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是黄埔同学，今日委身与敌，实出于不得已。不过，像这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当民族败类的牺牲品，绝非长远之计。现在大江南北抗日志士甚多，你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才好！”徐楚光的一席话，说到了洪的心上，他说：“我本为抗日军人，岂有甘心充当卖国汉奸之理？其实，我何尝不想以汉奸之名，行抗日这实？只是恨无门路……”徐楚光沉吟一会道：“你我同病相怜，情同手足，你既然吐露了肺腑之言，我倒有苏北经商的一两个朋友，与抗日军队有点生意上的往来。不瞒大哥，我有时要补贴生活开支，也需办些货物，做点生意，到苏北走动走动。若遇到机会，我愿为大哥找找门路拉拉关系……”。接着，徐又问洪：“只是如何设法取得中枢（指敌伪）的动向问题，以取信于人，却是一个难题！”洪当即向徐表示：“项致庄把我看做知己，项的秘书程仲清与项有患难之交，过去我援助项致庄，也援助过程仲卿，我可以从项、程二人和警政部陈光中那里得到一些中枢的动向……”于是以后洪从项、陈、程之处获知重要情报都及时转给徐楚光。

    1943年底到1944年初汉奸周佛海任命项致庄为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兼任十二军军长，项把二条巷65号原住处作为“绥属驻京办事处”。

    成立了“绥属驻京办事处”，汪伪中央军政机关有些公文信件就送到办事处转苏北绥属。洪侠请徐楚光派一个可靠的人办理日常事务和文件收录登记工作。徐分析汪伪建立苏北绥属是为了强化反共活动，对付我军。绥属所在地扬州，地处长江要冲，是进出我新四军总部的咽喉，如能在项致庄内部站住脚，及时掌握敌伪的活动情况，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于是徐决定进一步发展同洪侠的友谊。

    徐楚光经过考察，向洪侠透露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对洪进行了革命启蒙教育。他坦率地对洪说：“我对你发解考查了一年多，对你充分信任，所以才敢暴露真情，我完全尊重你的态度，我们或者作为亲密的兄弟、朋友，保持现在的友谊；或者作为革命的同志，参加我们的秘密工作，同生死，共患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任你选择，不要为难和勉强。”洪听了又惊又喜，说：“我过去一向对共产党有好感，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彻底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我万分敬佩，只是找不到引见之人。现在，你对我如此信任，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他当时表示愿意随徐楚光做一名地下工作者。

    从此，洪侠和徐楚光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徐楚光的行踪有时不在对洪保密；洪考察徐在伪区行动的安全，愿以“苏北绥属驻京办事处”名义开发路证给他，并借给他一支手枪，经济上予以支持。徐楚光派政治处通知马蕴平住进二条巷5号“驻京办事处”，办理文件收发登记，从信来公文信件中获得对我们有用的情报。洪把全部的内情工作都托付给马蕴平管理。到1945年2月，徐楚光又把地下工作人员乐伟平介绍给洪侠，到驻京办事处接替马蕴平的任务，而把马蕴平调出来，专搞交通联络工作。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徐楚光根据中共华中局指示，积极筹建南京地下武装，需要筹借一笔较大的活动经费。他和洪侠研究时,洪想起项致庄去苏北就任绥属主任时曾交付:“南京有事需要解决,有困难可以去找军委会周镐帮助。”洪与徐楚光计议：乘项致庄赴浙江任职之际，不妨利用军队调防的机会，向军委会申请调拨几辆火车皮，弄些粮食运往杭州出售，做一笔生意。于是，徐楚光授意由洪侠出面，宴请汪伪军委会管理军运的军官们，请周镐从中促成，事后分成拆帐，这样假借“绥署军运”名义要了几辆棚车，调拨一批军粮，由杭州羊坝头老大舱的老板包售包销，马蕴平和洪侠亲赴杭州办理。后来除偿还周镐粮款及分成拆帐外，洪将剩下的款子全部交给徐楚光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1945年4月，汪伪中央频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各地伪军头麇集南京，阴谋策划蒋、日、伪合流，对我解放区进行“清乡扫荡”，以作垂死挣扎。项致庄参加会议后，返回杭州前交给洪侠一枚私章，叫洪亲自去军委会机要室领取一份绝密文件，随后送到杭州。洪领到文件见封面有火漆加封，写明“项致庄亲启”，洪和马蕴平猜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他们根据徐楚光的授意，决定开拆。一看，竟是一本电报密码，遂由马蕴平找到地下工作者，连夜抄录复制。这时，乐伟平也在办事处收到另一份火漆的绝密文件，拆开发现是一份江、浙日伪军清乡扫荡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他们向徐楚光汇报后，决定：翌日天亮，马蕴平和洪侠各带密件复制品和密件原本，洪去杭州，马到淮南新四军总部汇报。

    洪侠到杭州，将密件亲呈项致庄。项见密件已经开启，勃发大怒，对洪侠要依军法办罪。洪提醒项说：“如将我治罪，作为上级军官，你也推脱不了责任。”项有感于过去的患难情谊，也怕声张出去对自己不利，只好警告洪侠：“你办事处里，闲杂人员来往不断，房东（是刘振东的亲属）屡次向刘振东（当时是浙江省民政厅长）状告，你要注意，如果里面有共产党活动，我要拿你是问。”洪返回南京后，立即与徐楚光密商，徐即令马蕴平、乐伟平立刻转移。马撤回解放区，乐则由徐楚光介绍打入伪中央军官学校教务处。

    徐楚光自1942年江洪侠建立秘密工作关系后，直接指挥“绥署驻京办事处”的斗争，为我党搜集了许多汪伪中枢及各省重要情报，并及时送交我党中央情报部门，对于保护同志、打击敌人起了很大作用。

 

                                                    七

    汪精卫投降日寇后，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汪伪中央政府，同日寇订立“日华军事协定”和“军械借款”事项，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在五年内成立十五个师及特种部队，而日寇只允许暂成立三个师，定名为警卫师。按照协议规定：三个师的全部装备，以“军械借款”的形式由日本供给，三个师的兵力来源，军官由伪中央军校1943年和1944年的毕业生充任；士兵则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警卫第三师于1944年正式成立，师部驻南京通济门外，师部设有炮兵连、特务连等直属部队，师下辖七、八、九三个步兵团。分别驻南京郊外的句容、江宁、六合三县。该师是当时伪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徐楚光根据党关于策反伪军的指示，主动接近南京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发现他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便对他进行交心谈心的启发教育，不断提高其民族意识和阶段觉悟。经过几个月的工作，1944年3月，徐向赵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动员赵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建议他打入警卫军，伺机策反，赵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他们议定：由赵去找原汪伪中央政治训练教育长富双英，以师生情谊去拉关系。随后赵委派到第三师当政训处主任。

    赵鸿学进入警卫第三师后，国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了解更多的敌情，与徐楚光分头联系了八个人，结拜十兄弟。这十人是：

    大哥卢森，广东人，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任汪伪宪兵三团团长，团部在夫子庙；

    老二汪恩波，伪储备银行副秘书主任；

    老三陈轶群，伪政治训练班总队长；

    老四何坚白，伪政治训练班教育长；

    老五徐楚光；

    老六刘蕴章，伪海军政训处长；

    老七彭中文，伪三十七师政训主任；

    老八杨本芬伪军校中队长；

    老九姜痒壁伪军校中队长；

    老十赵鸿学。

    徐楚光和赵鸿学巧妙地利用这些兄弟关系，秘密进行党的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十兄弟每星期在夫子庙聚会一次，届时由卢森派兵站岗，在这种场合，从不谈及地下工作。为防止意外，徐和赵鸿学商量工作都到中山陵或去玄武湖进行。他俩商定：在第三师建立地下军，由赵鸿学负责，徐不直接出面。

    赵鸿学了解到第三师中的下级军官，大多数是原汪伪中央军校的学生，由于长期受到反动教育，投靠蒋介石他们还愿意，到新四军则不太愿意，策反工作难以展开。根据这些情况，徐楚光要赵了解师长钟健魂。在接触钟之前，徐、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思想准备，万一钟健魂不干，赵鸿学就利用政训主任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说是试探钟的，通过对钟的侧面观察，知道钟虽为中将师长，但生活作风正派，不赌不嫖，有时还同士兵一起吃饭，这在伪军高级军官中是罕见的。后来得知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不是蒋嫡系。徐指示赵继续做争取工作。

    由于多次交往和谈话，钟对赵有所察觉。有一次他俩下棋交谈时，钟问赵在苏北李长江部时的情况，钟说：“听说你在政治训练班受训时，讲了一些新四军的好话，被关进了感化院？”

    赵说：“不是好话，而是真话。”

    钟进一步问：“老弟，你认识新四军里哪一个？”

    赵答：“认识好多人，连陈毅我也见过。”

    钟又试探地问赵：“你既然认识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和我来个互不侵犯呢？”

    事后，赵把谈话的情况向徐楚光汇报。徐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同意钟的想法，并决定亲自同钟去商谈互不侵犯之事。为了试探钟健魂态度的真伪，他要赵通知钟：某月某日有新四军二十余人路过句容县，双方要互不攻击。钟答应了，并下令结第七团：“没有师部命令，不准随时发生战斗。”使我新四军人员得以顺利通过句容县。

    为了便于直接掌握兵权，赵通过钟健魂于1945年4月辞去师政训主任之职，调任第九团团长。这样，徐楚光便经常到九团与赵商量工作。

    7月，任陆军部部长的鲍文樾准备任命其弟——伪中央军校的总队长鲍文沛为警卫第三师师长，免去师长钟健魂的职务，大部分军官要调换，全师人心不定。徐楚光和赵鸿学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大胆进行策反，并向新四军军部请示，得到了同意。

    8月9日，赵鸿学接到钟健魂的急电，要他立刻赴南京相商要事。他当即与在团部的徐楚光商量决定：他们俩当天赶到南京，由赵鸿学先去见钟健魂，看钟有无决心反正，如钟不干，赵即率第九团单独反正。钟健魂见到赵便说，他这个师长快要免职了，想去找周佛海（周是钟的同乡，又是钟在伪军的靠山），特请你来商量。赵即提出要钟健魂率部反正。钟说：伪军的调动要有伪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师师部和第七、第八两个团部都驻在江南，反正要过江，易被敌人发觉，那样，部队带不走，反

而遭殃；第九团驻在六合县城里，也驻有一个日军警备大队，城门由日本兵站岗，九团团部还有日军顾问，反正也有困难。赵明确对钟说：“现在只有快刀斩乱麻，不能有任何犹豫，否则就要贻误时机，如你不反正，我就带第九团单独反正。”钟见赵的态度坚决，也马上表示：“你请新四军的那个人来商量一下（钟过去听赵说过有新四军的代表在南京，但从未见面）。当天下午，徐楚光由赵鸿学陪同去三师师部会见钟健魂。徐代表新四军对钟表示：第一，部队过去后，保证不改编，第二，若是被敌人发觉，部队带不过去，你一人过去，我党我军也欢迎。钟听后当即表示同意反正。

    于是，徐、钟、赵三人研究反正方案。他们分析决定：第一，敌人不可能怀疑警卫第三师会投奔新四军；第二，伪军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可下命令要第七、第八两个团限日渡江到六合县竹镇附近集合待命，第三，徐楚光和赵鸿学率领第九团在六合反正；第四，13日全师部队都要到达竹镇中集；第五，师部只带走师直炮连、特务连等。由师长钟健魂亲自率领，其余师直机关一律不带；第六，由于警卫第三师全部都是日式装备，徐楚光再三强调：一定要尽量设法将弹药全部带走。

    方案确定后，钟键魂为防止敌人察觉，让他爱人以回家为名，首先离开南京（后由我党地下交通送解放区），他母亲暂不离家（当部队反正后，其母被敌人抓去，关进监狱，经多方营救未能保出，后死在牢里）。为迷惑敌人，徐楚光和赵鸿学于8月10日到当时南京最大的中央饭店，设宴招待各界朋友。席间，赵又发出请柬，约定13日晚在南京大华春饭店举行宴会。就在10日晚宴结束后，赵鸿学连夜赶回六合做反正准备工作。

    钟健魂秘密地用伪军委会名义命令第七、第八两团于13日前赶到江北六合竹镇，对解放区进行“扫荡”。随后，他即先率师直炮连和特务连渡江。

    赵鸿学和徐楚光研究了第九团骗过日军驻六合的警备大队和出城门的办法。赵用电话告诉日军警备大队长冈泽：“最近发现匪军有些活动，我匀过去几次战斗扑空的原因，都是因为以作战姿态调动部队，所以被匪军发觉。这次要以移防姿态出发，欺骗匪军。”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不让他们有怀疑；又便于把弹药运走。第九团团副罗基桂不可靠，但他是钟健魂的同乡，徐楚光提出将他交钟健魂带走。当部队向解决区进发时，罗不肯干，钟健魂即命令随身副官李树春缴了他的枪，他被迫随行。

    第七团、第八团过江时，只有七团一个营过了江，其他被敌人发现受阻于江南。过江的部队和江北第九团会合后共三千余人，由钟健魂和徐楚光率领于1945年8月13日开进江北六合县境的解放区。警卫第三师有些官兵不明真相，不愿投向新四军，进行骚乱。钟健魂和徐楚光采取紧急措施，在钟家集刘保长家召开排长以上军官会议，由警卫第三师执法队和六合支队侦查队警卫，凡参加会议的军官进门时，先把随身所带枪支缴给警卫队员。会议由钟健魂主持，他讲了形势，说明当汉奸没有出路，投奔新四军才有光明前途。当场宣布伪警卫第三师反正，投向新四军。接着徐楚光代表新四军讲了话，表示对大家的热烈欢迎。他讲了新四军对反正投诚人员的政策，宣布不愿意参加新四军的军官，可由六合游击支队侦查队教育几天后，发给路费回家。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委会得知警卫第三师抵达解放区，立即派华中局诚工部部长刘长胜到钟家集接收这支部队。刘长胜到钟家集后，立即召开欢迎大会，六合支队和当地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刘长胜代表华中局和新四军对警卫第三师在钟健魂师长的率领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和慰问，并讲了国内外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以及对反正人员的政策等。

    随后，新四军军部决定，将该部队编为华中独立第一军，由钟健魂任军长，刘贯一任政治委员，徐楚光任军副政治委员，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治委员，赵鸿学任第二师师长。

 

                                                        八

    1947年4月，徐楚光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特派员身份率张冰、汪宗拒、罗纳、朱健平以及在上海发展的工作人员共三十余人到湘、鄂、赣工作。他到长沙后，与早先派到这里工作的成铁侠取得了联系。

    徐楚光向成铁侠交代的任务主要是加紧组织地下武装。徐、成在湖南很快联络和策动了湖南保安大队、保安团、盐警中队等四个多团的兵力后，即着手组建人民武装。

    根据华东区的指示，正式组成湘、鄂民主联军。

    司令员：成铁侠

    政委：徐楚光

    副司令：汪以南、张弩

    参谋长：叶晃

    在主持湘鄂联军全面工作的期间，徐楚光主要负责湖北方面的筹组事项。他派第三工作委员会秘书，三工委党支部书记张冰在武汉负责。联系武汉及嘉鱼、临湘等地方关系，策动组建湖北武装，并在武汉设有印刷厂，办了一家商店，作为联络点，当时有工作关系的达数十人之多。

    同年夏天，徐楚光依靠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关系，策动浠水、罗田、英山等县的自卫大队为基础，筹建鄂、豫、皖边区人民武装，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下。

    徐楚光在武汉派出吕祥瑞到河南郑州、洛阳、开封等地开辟工作，联络和依靠原在孙殿英干部教导大队党坚持秘密工作的人员策动武装起义。

    不久，徐楚光由武汉去上海，途径南京，晤见骆中洋，听取汇报后，并对南京的地下工作进一步作了指导和部署。随后，他转回湖南长沙，以了解和检查了湖南方面的军事情况。这时，徐楚光的爱人朱健平住长沙，负责民主联军联络点的工作。根据湖南、湖北、河南、南京等地的情况，徐对湘、鄂、赣等省巩固和发展民主联军，以及如何配合和迎接刘邓大军南下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部署，并准备了亲自到解放区向刘邓首长汇报工作。

    9月中旬的一天，徐楚光满怀着战斗的喜悦，对爱人朱健平说：“我要到解放区去汇报工作，最多一个月就回来。”朱马上给他收拾简单的行装。临行时，亲切地吻着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定生，向家人告别。当晚由长沙抵达武汉，住武昌徐敏文（徐楚光的族姑姑）家中。

    早在1946年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京、镇特派员的刘蕴章被捕判变，投靠保密局。于是，保密局对第三工作委员会立案侦防。1947年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徐楚光由京、沪地区到湘、鄂、赣地区活动，引起敌人的震惊。保密局对我第三工作委员会，由侦防转为侦破。并密令保密局湖北站组织力量参加侦破工作，强调以武汉为重点，追捕徐楚光等第三工作委员会成员。

 

                                                        九

    徐楚光到武昌住下后，会见了1929年他当浠水县自卫大队中队长时的班长夏伯诚。他要夏同去鄂东，夏表示应允。但由于夏贪生怕死，加之这时反动当局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夏企图通过出卖徐楚光，从反动派那里捞到升官发财的奖赏，于是他向武昌公安局局长陈焕炳告了密。徐楚光原准备第二天去鄂东，转往大别山向刘邓大军首长汇报和请示鄂豫皖边区建军工作问题，但当天夜间，武昌公安局以查户口为名，将徐楚光和徐敏文、熊泽滋（徐敏文的丈夫）、胡佛言四人逮捕了。

    徐楚光被捕后，自名“席正”，是上海“申报”外勤采访记录，拒不承认有任何政治活动。经多次刑讯，表现非常坚强。他暗中告诉同时被捕的胡佛言说：“我没有暴露你们，你们要坚强，不要向敌人低头”。

徐楚光被捕后一段时间关押在武汉行辕三处，审讯毫无结果，于年底押送南京国防部二厅，转保密局审讯。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监狱。

    这时，徐楚光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周镐、栗群、张弩等人被叛徒出卖先后被捕。保密局将徐楚光、周镐与栗群同关一室，进行窃听，一无所获；提审时，彼此摇头表示；“不认识”。周镐与徐楚光也坚决不承认彼此有任何政治关系。

    徐楚光的族叔是国民党上层人物，深知他的才干，如能为国民党工作，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出谋划策，企图用高官厚禄来软化徐楚光。保密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采纳了他族叔的意见，将徐楚光从监狱中提出，软禁在保密局招待所内，规定不能外出自由活动，但可以接待来访客人。敌人为了诱降徐楚光，给他一个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空衔，徐坚辞不就。

    5月，罗纲被捕后判变，供出湘鄂地区我地下工作人员和策反对象名单近三十人，交出我党活动经费黄金十余两和一批党的文件，并要求侦捕我南京、上海“三工委”地下工作人员。

    徐楚光在软禁期间，嘱托来访的内兄朱鸿年：“马上通知郭润身离开上海”。（郭是三工委副书记）并说：“我到这里，第一个审讯我的就是罗纳。”暗示他转告党组织，罗纳已经叛变。

    罗纳叛变后，虽然供出徐楚光领导的我湘鄂地区、上海、南京等地下工作人员和组织，但由于我党采取了应变措施，并没有达到敌人和叛徒的破坏目的。徐楚光既不接受劝降，又不供出他领导下的组织和人员的真实情况，于是，敌人停止了徐楚光接待来访，又采用了严刑拷打的手段，迫使他就范。但是，这也丝毫没有动摇徐楚光的革命意志。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已预感到末日来临，徐楚光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看到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事业就要实现了。但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惨败，他们在垂死挣扎的为徐楚光态度“顽固”，已达不倒他们的目的。于是，保密局二处叶翔之遵照蒋介石的密令，于1948年10月9日下令将徐楚光秘密杀害。徐楚光实现了他的“不惜付出必要的代价”的誓言。

 

                                                        十

    1950年，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对金龙章说：“找到了出卖徐楚光的人”。后来，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长张执一同志在给中国湖北省委的信中，高度赞扬了徐楚光在高官厚禄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情愿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也不愿为敌人效力的革命精神。“徐楚光同志是英勇牺牲的烈士。”

    出卖徐楚光同志和我党组织第三工委的叛徒夏伯诚、刘蕴章于全国解放后，分别在武汉、南京由人民政府镇压。

    泾渭分明，善恶有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把他高高举起。如今，长期战斗在隐蔽前线的无畏战士徐楚光同志的遗像、生平和业绩，已列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品质和道德风尚，成为启迪人去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