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何功伟在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1930年夏，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1933年7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奔走于武汉各学校，参与组建武汉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担任该会常务理事，发动各校学生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后不久，改名何明理，离开湖北省立高中，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工作，任常委。1936年8月，经胡乔木、唐守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上海成立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受党派遣，任该团组织部长，改名何彬，主要开展统战工作。11月，上海战局吃紧，党组织决定派他回湖北工作。12月，被选为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在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工作。1938年3月，调任武昌区委书记。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任省委委员。7月，省委派他回鄂南，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到达咸宁后，与地方工作同志一起成立了咸宁中心县委。8月，中共鄂南特委成立，任特委书记。鄂南特委成立后，他首先抓紧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接着积极筹建抗日武装。他主动上门做其叔父民团团长何寰桢的工作，晓以抗日救国大义，经反复动员，何寰桢同意合作抗日，在柏墩村组成一支拥有300人的抗日游击大队。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鄂南掀起反共高潮，10月制造了“项家山事件”，杀害了鄂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青等8人。12月，何寰桢又被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诱捕枪杀，咸宁国民自卫第二大队被搞垮，他与其它共产党人遭通缉。这时，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遵照省委预先指示，鄂南工作由湘鄂赣特委（驻平江县嘉义）领导。他到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鄂南中心县委，他任书记。1939年8月，他到达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鄂南工作。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他到鄂西工作，先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机关设在宜昌）。1940年2月，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他跋山涉水，往来于宜昌、巴东、建始、恩施一线，发展党的组织。1940年6月，日寇进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宜昌的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8月，他到达恩施，根据南方局指示，湘鄂西区特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他任书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20日，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又挫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辞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他还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歌声》：“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用歌声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武器。面对敌人先后十余次利用其亲属到狱中劝降，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他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为理想、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浩然正气。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