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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艳事件”及三国时期的上层社会之人才观

“暨艳事件”，《通鉴》卷七十“魏文帝黄初五年(224)九月”和《三国志》卷五十七《张温传》有较系统、详细之记载，此目据之论述，引用资料超过以上引文者出注。

暨艳，字子休，吴郡人。经同郡张温之推荐，为选曹郎，迁选曹尚书，典选举。艳性格狷急严厉，喜清正完美，曾称：“角弩既调，射者又工，多获鹑鸟，能无恳伤。”时，黄武初，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艳欲臧否区别，使贤愚异贯。于是射指百僚，复奏五官、左、右三署郎。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阶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贬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且多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罚之当。因此，怨愤之声云积，而浸润之潜行矣。兢言暨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用公理”。吴主孙权大怒，暨艳、徐彪皆坐罪被赐死，连及前选曹尚书张温。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平素与暨艳、徐彪观点一致，常有书信往来，暨、徐案发，罪及张温，幽之有司。吴主下令曰；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而温与之结连生死。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残余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棨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后闻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赖丕自退；不然，已往岂可深计。又殷礼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后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谭论。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邓，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语贾原，当荐卿作御史；语蒋康，当用卿代贾原，专炫贾国思，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上表理温。骆统表逐条申辩。对于张温与暨艳的关系，统称：国家之于暨艳，不纳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亦见交于温也。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于上，温窃亲之于下也。关于“董督三郡，部伍出兵事”，统奏称：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云赢，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关于“殷礼使蜀”问题，统申辩云：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关于异境，扬君命于他邦。……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关于“贾原、蒋康”人事处理，统申辩曰：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干任之用，皆胜于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其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骆统为张温申辩，结论是明确的：“凡此数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参之于众亦不验。”故知温“心无他情，事无逆迹”，应免罢废。吴主孙权不听。原因是：(一)“阴衔(张)温称美蜀政”；(二)“嫌其声名太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这是孙权个人的品格、德行，骆统无法对之申言，陈寿详录统表，只是表明张温被黜废属于冤曲而已。其实，张温废免的另一条原因是，他和暨艳、徐彪一样性格狷急，在用人方面，作为典选举的主要官员，认为清浊不能混淆，是非一定要分明。《三国志》卷五十七《陆瑁传》载：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诙讁。瑁与书日：“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如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同书同卷《朱据传》也载：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是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陆瑁、朱据在用人原则上，与暨艳存在分岐。陆、朱在观念上主张“嘉善矜愚”；行动上要求“以功覆过”、“举清厉浊”；若“一切黜免”，必定招来后患。在张温得势时，会稽余姚卢俊则从才、智和虚、实等更高层次进行过剖析。同书卷五十七《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载：余姚虞俊叹曰：“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吾见其兆矣。”诸葛亮闻俊忧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叹俊之有先见。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诸葛亮指出，张温放黜的原因，就是“清浊太明，善恶太分。”《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载：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日：“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是当时社会的实际，脱离实际而高谈清浊异流，就是华而不实。当前，“兴风俗，长道业”，在称述上就会“过其才”。“美其谭”，使听者慕企而拔用，“拔十失五，犹得其半”，就可达到“崇迈世教”的目的。诸葛亮否定“清浊太明，善恶太分”之观点，与庞士元“拔十失五，就得其半”之说，本有自相融通之处。　　

何焯有云：“暨、徐之狱。类魏崔、毛诛废事，惟蜀无之。”“崔、毛诛废”之崔、毛，即崔琰与毛玠，曹操霸府东、西曹掾。《三国志》卷十二有传。陈寿称毛玠“清公素履”，崔琰“高格最优”。卢弼称“此皆忠亮端直之士，列于勋庸之前，不以官爵崇卑为先后也”。甚为赞赏。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武城北)人。建安九年(204)九月，曹操破袁氏，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操谓琰日：“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谢之。　　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征并州，击高干。留世子丕守邺，使别驾崔琰傅之。琰致书谏阻世子田猎及变易服乘，世子从之。十三年(208)六月，操为丞相，以冀州别驾崔琰为丞相西曹掾，主府吏署用。初，曹操授琰东曹掾，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先贤行状》曰：琰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魏氏初载，委受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魏国初建，崔琰为尚书。时，太子未立，操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版答日：“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以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操叹其正直公亮。　　

崔琰荐钜鹿杨训，称“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操礼辟之。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操进位魏王，杨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操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崔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操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遂赐琰死。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今河北长垣县西南)人。少为县吏，以清公称。初平三年(192)曹操至兖州，辟治中。玠语操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操纳其言，转幕府功曹。曹操为司空、丞相，玢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庸洁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操闻之，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十七年(212)初，大军还邺，议所并省。毛玢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日：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遂省西曹。曹操平柳城，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玢，日：“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玢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迁右军师。建安十八年(213)，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先贤行状》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是，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赢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絮，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絮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建安二十一年(216)，崔琰以“傲世怨谤，意旨不逊”被赐死。毛玢伤琰无辜，心不悦。人复白玠怨谤，收付狱。大理钟繇诘之，玠曰：“臣垂龆执简，累勤取官，职在机近，人事所窜。属臣以私，无势不绝；语臣以冤，无细不理。人情淫利，为法所禁，法禁于利，势能害之。青蝇横生，为臣作谤，谤臣之人，势不在他。……乞蒙宣子之辩，而求王叔之对。若臣以曲闻，即刑之日，方之安驷之赠；赐剑之来，比之重赏之惠。谨以状对。”时，侍中和洽，陈毛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丞相操令曰：“今言事者白玢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日：“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玢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操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上之言，当肆之市朝；若玠无此，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操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卒不穷治，玢遂免黜，终于家。　　

张温、暨艳主张：“清浊不得同流，是非不得混淆”；崔琰、毛玢“拔贞实、去华伪；进逊行，抑阿党”。两者的言行，颇为近似。但是，张温、暨艳在孙吴，仅从整顿三郎署开始，臧否区别，贤愚易贯，惩贪鄙，降等第，结果掀起大波，遭到官僚豪强的反对。吴主孙权本来就依仗豪强，顺势捕灭改革，处死暨艳、徐彪，张温贬回原籍为厮役，兄弟姊妹废置。在曹魏则不同，崔琰、毛玠行其道十余年，“人拟壶歹食之絮，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絮于上，俗移乎下”，社会面貌大为改观。但是，崔、毛最终仍蒙冤废黜，其原因仍然出在统治者曹操身上。曹操强化中央集权，提倡用人不拘一格。既要重用崔琰、毛玢这样的“正人君子”，用他们主持选举，甄拔人才；又要使用卢洪、赵达那样的“小人”，用他们为校事，用“小人”监视“君子”，扩展统治者的耳目，使君主真正能够控制全局。如果出现“君子”、“小人”两难的局面，他就运用“两全”的策略进行调和，他所说的“所以不考(即彻底弄清事实真相)，欲两全(毛)玠及言事者耳”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