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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的匈奴族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第一个以显赫名声载入史册的民族。从战国末年一个由许多部落和氏族聚集、结合而形成的民族——匈奴的出现，历经秦、西汉、东汉、曹魏到西晋初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经历了形成、发展、壮大、分裂、北扩南迁的过程。对汉族政权采取了威胁、对峙、入侵、失败、北逃南归的过程。而汉族政权对它们先后采取了抵御、反击、和亲、进攻、接受归顺、羁縻安抚、分治防范等过程。从这些过程来看，匈奴族(主要指南匈奴)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观念认及民族心理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政治领导核心的改变。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请求内附，“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东汉朝廷让其迁居云中、西河、北地、朔方、五原、定襄、雁门、代郡等缘边八郡，并按西汉时对待呼韩邪单于附汉时之旧例，以诸侯王的礼仪颁给金玺，另赐财物、谷米、牛羊三万六千余头接济。这些内迁匈奴族虽与汉族实行杂居，但他们仍采取聚族而居的形式，其部落组织和统治机构仍依旧存在，单于仍然是其最高统治者，拥有号召和组织部民的权力。曹操为了加强对南匈奴的控制，尤其是加强对实力强大的聚集于并州的南匈奴的控制，便分并州南匈奴为五部，将单于拘留于京都邺城，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充当司马加以监督。这样，就使得南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离开了本族居住地，脱离了与本部民的联系，从而丧失了直接统领部众的权力和机会。　　

在与魏末晋初分化政策的较量中，匈奴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使作为储副的左贤王，在单于虚位的情况下，成为团结并州五部的核心，掌握着南匈奴的实际领导权。据史载，南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三部分：一是单于庭；二是左贤王庭；三是右贤王庭。单于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称作“撑犁孤涂单于”，即“像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单于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的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以下，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常由太子担任，因为单于的“储副”即为左贤王。左右贤王以下为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各建庭于驻牧之地。再下依次为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级别较高的官位。可见这套政权机构受汉族政治制度的影响很深。曹操所分的五部中人数最多的数左部，其左部帅或左部都尉往往由左贤王充任，当时左贤王刘豹为左部帅。当时刘豹势力大增，虽然邓艾建议“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司马师遂分南匈奴为“叛胡”、去卑之子、刘豹三部。晋武帝在“泰始之初，又增为四”部。左贤王刘豹的实力并未削弱，直到刘豹死后，其子刘渊代为左部帅，成为五部领导核心。对此，西晋政权也不得不加以承认，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后又“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直接领导五部。其后刘渊也赖此以成就帝业，以并州为中心建立汉赵政权，从此出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政权分立的局面，历史上统一王朝再一次逐渐走向分裂。

第二，社会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匈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云，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驶骣、驹赊、驒骥。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司马迁在这里对匈奴族原始的畜牧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始风情民俗、文化、生活习惯等作了细致而详尽的描述。使我们对匈奴族的过去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但经过战国、秦、西汉、东汉等朝代匈奴族与汉民族政权的战争、迁徙、和亲、安抚等几百年的磨合，到魏晋时匈奴族不仅政治制度已由原始氏族社会走上了奴隶制社会，而且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乃至文化习俗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农业而言，西汉时匈奴人就开始从事农业耕种。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秋，“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师古作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另据《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这是说汉昭帝时匈奴再次派四千骑兵至车师种田，到汉宣帝即位时，派遣五将率兵出击车师，在车师种田的四千匈奴骑兵被吓跑了，可见匈奴已注意大规模的农田耕种了。西汉中后期在匈奴人的谷仓里已储存有大批的余粮了。《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载，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可知农业灌溉技术已为匈奴人所掌握，便筑城建楼来储存谷物，准备利用汉人，坚守漠北，与汉朝作长期抵抗。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匈奴族直到东汉中期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畜牧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到魏晋时期才开始出现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梁习在任并州刺史时，“勤劝农桑”，鼓励匈奴部民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一些匈奴部民逐步转变成了封建朝廷管辖的编户农民了，他们要承担封建的赋役。据《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记载：“又制户调之式……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知“输义米”或“输算钱”，不论是居住在离中央朝廷远一点的或极远的都是要完成的封建赋役，《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云：“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自然住在汾河流域与中央王朝统治中心临近的五部匈奴交纳“义米”那是必定无疑的。由于迁徙内地的南匈奴分布很广，自塞北到汾水流域都是“与汉人杂处”，这就造成社会经济转化过程的差别很大，居住于并州的五部匈奴，由于该地汉人分布密度大，土壤条件好，河流又多，很适合农业耕种，加上汉人的耕作技术较为先进，因而这里的匈奴部民便以农耕生产为主；而散居在塞外的南匈奴部民，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汉人稀少，生产技术又落后，因而这一地区的匈奴部民在很大程度上仍以畜牧经济为主，游牧方式仍是主要的生活方式。　　

第三，思想文化及民族心理的转变。关于匈奴族部民的思想意识、文化水平和民族心理，上引《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如他们没有文字，“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他们崇尚武力，“儿能骑羊，引弓射乌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他们追逐名利，不讲礼仪仁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他们尊强凌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他们不讲伦理道德，保存落后的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匈奴族部民的这些旧的观念和陋习和汉族推崇的儒家文化和思想以及伦理道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是水火不相容的。　　匈奴分裂，南匈奴内迁，与汉人杂居。经过长时期的共同生活，加之汉民族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汉族儒学教育的熏陶、汉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匈奴民族便逐渐改变了以往的游牧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农业定居生活，这样不仅使匈奴从上层社会到下层部民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等方面带来新的变化，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和民族心理上带来极大的冲击，有些甚至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是从上层贵族阶层开始学习汉族古代典籍开始的。史载，南匈奴贵族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的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的第四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人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就“通经史”，还“兼综百家之言”，能书写诗、赋、颂上百篇。二十岁时游京师，“名士莫不交结”。当了官后，“五部豪右无不归之”。你能看出这是一个匈奴少年成长的道路吗!毋庸置疑是他阅读了大批汉族古籍，接受了汉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才使得他成长得这么快的。匈奴五部豪右其所以归附于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接受汉族思想文化所带来的好处。刘渊的侄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南匈奴贵族增长的学识，不仅提高了他们在贵族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得到汉族士族的赏识和崇敬。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或两人对刘渊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晋司徒太原人王浑对刘渊是“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太康末年，刘渊为北部都尉时，“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连晋朝的皇帝对匈奴贵族也另眼相待了，史载：“咸熙中，(刘渊)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日：‘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在匈奴上层社会的带动下，一般匈奴部民也开始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如匈奴后部人陈元达“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匈奴后部人卜翊“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自西汉以来，迁徙于内地的南匈奴从单于至部民由于受汉文化的熏陶和汉族封建统治的影响，随着儒学的普及和程度的提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疆域作为祖国，并自诩为炎黄子孙的华夏认同心理。如新兴匈奴人刘渊，太康年间为北部都尉时，采用汉族统治者的一套方法，“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当晋统治者司马氏之间争权夺位之时，匈奴个别贵族企图反叛，兴邦复业。“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他们认为“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斡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但刘元海不为所动，他认为：“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又“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永兴元年(304)他在称汉王时，标榜自己与承三皇五帝的刘邦有着血缘关系。又如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同族夏主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并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提出要“复大禹之业”。上述这些，表明了匈奴族建国者与中原地区汉人在祖先上的认同，说明了两汉以来形成的国家疆域既是汉族人民的祖国，也是内迁匈奴族人的祖国，都是炎黄的子孙后代。所以面对腐败不堪的西晋统治者，匈奴人刘渊便高举“汉”旗，以自己是刘邦、刘秀、刘备的继承人自居，率众反抗西晋统治。这是南匈奴归顺汉朝后所接受的汉文化思想影响的直接结果，表明他们思想意识中一种对华夏心理认同的体现，而这正是民族融合开始的体现。　　

与此同时，匈奴族的文化如民歌、音乐、艺术等对汉民族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如匈奴人流行的乐器胡笳和鞞鼓，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第十八拍)，又说“鞞鼓喧兮从夜达明”(第三拍)，可知她在匈奴生活十二年已相当熟习这两种乐器了。后来胡笳传人中原地区，为汉人所喜爱，晋时的刘畴会吹奏胡笳，史载：“(畴)曾避乱坞堡，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人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并州刺史刘琨也会吹奏，史载：“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欺欷，有怀土之切(即有怀恋乡土的殷切心情)。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可知汉人接受匈奴人的乐器后，除进行演奏外，还在关键时刻用来作为一种斗争的精神“武器”，用以来瓦解他人的斗志，解除来自对方的围困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