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礼鼓吹

鼓吹是一种音乐演奏形式。《宋书·乐志一》载：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按照这种解释，鼓吹是指由短箫铙歌所组建的乐队，其所演奏的音乐是一种军乐。《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说：“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颂雅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第四类是什么，不清楚。《隋书·音乐志上》记载：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对照《隋书·音乐志》所记可知，蔡邕所说短箫铙歌就是第四类。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鼓吹与军礼无大关系，它是皇帝飨宴群臣时所奏的宫廷音乐，其演奏形式为“丝竹合作，执节者哥”，是由吹奏的管乐与弹拨的弦乐组成的，演奏的乐曲称鼓吹曲。这种演奏形式只适合列于殿庭，不适合在军队中行进演奏。倒是短箫铙歌是由吹奏乐和打击乐组成，其和军队的关系也相当密切，适合于列队从行而奏，演奏的乐曲称骑吹曲。然而，即使这种与军队有关系的短箫铙歌也不是三国时军礼意义上的鼓吹。它只是一种军乐，是庆祝军事胜利的一种方式。在东汉时期，鼓吹也作为军事将领的仪仗偶然出现过。《通典·职官十一》记载： 后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有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又赐官骑四十人及鼓吹。 注文引应劭说：“鼓吹二十人，非常员。”《通典》记载东汉将军的属官时都有具体的数字，唯独鼓吹无具体人数。应劭说鼓吹非常员，更说明将军具有鼓吹仪仗并非常制。 从三国时起，用短箫铙歌指军乐队和军乐的记载便不见了，代之而出现的几乎都是鼓吹二字。 三国曹魏文帝时，田豫任护乌丸校尉，曾被乌丸鲜卑围困于马城。田豫大摆迷魂阵，“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骑从南门出”，将敌人的主力引开。田豫自将精锐从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敌不意，大败敌军。齐王正始二年（２４１），夏侯尚的从弟夏侯儒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二州。东吴将朱然率军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紧急求救。夏侯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朱）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乙修等虽未得到实际救助，但望见救兵，守意乃坚，一直守城月余，直至大兵到解围。上述两处所记鼓吹，显然是由管乐和打击乐器组成的军乐队，由丝竹管弦组成的黄门鼓吹是无法出现在战阵之间的。又据《三国志·吴书》记载：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南朝梁沈约在评论此事时说，孙权“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所谓“今之鼓吹”，即齐梁时鼓吹的含义，亦即指军乐及军乐队。可见从三国时起，鼓吹便有了两层内容，它既指宫廷乐队和皇家仪仗，又指军乐和军事将领的仪仗。 作为军乐队或军事仪仗的鼓吹，是可以对下赏赐赠与的。当以鼓吹进行赏赐时，不仅包括乐器，也包括演奏乐器的人。《三国志·魏书》记载这样一件事：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日：“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 从上述记载可知，宋金被冠以鼓吹之名，当为鼓吹乐队中的职业乐手。他的逃亡要按当时的士家军法处置，可见军乐队中的乐手地位与士家制度下的军卒士家等同。 三国时，魏、蜀、吴均有给军事将领鼓吹的记载。魏文帝黄初六年（２２５），任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并下诏说：“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 人。”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消除北伐曹魏的后患，于章武三年（２２３）春率军南征南中。后主下诏赐诸葛亮“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东汉末，周瑜在丹阳发众及船粮助孙策建立大业，孙策论德酬功，拜其建威中郎将，给兵二千人，赐给鼓吹，并为置馆舍，赠赐莫与为比。孙吴大将周泰，英勇善战，不惜躯命，身被数十处创伤，孙权乃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又使其“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诸葛恪率军讨丹阳山越，孙权拜其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其“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建安八年立交州，十五年，州治移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上述诸例，陈群、司马懿是在委以军事重任时被授鼓吹，诸葛亮、诸葛恪是作为统军出征的元帅被授以鼓吹，周瑜、周泰是因战功被授以鼓吹。可见当时鼓吹与军事已经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鼓吹在三国时虽和军事有较密切的关系，但赐给军事将领鼓吹的记载并不频繁，也就是说，鼓吹虽为军事服务，但它制度化的特征并不明显，尤其是在交州“郡给鼓吹，以重城镇”更是一种安抚边地的权宜之计。在三国以后的两晋时期，赏赐鼓吹渐呈制度化趋势。晋人崔豹说：“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亦以赐有功诸侯。”短箫铙歌与鼓吹在东汉时一为军乐，一为宫廷乐，崔豹说短箫铙歌为鼓吹中的一章，显然指三国以后二者合而为一的情况。用以赐有功诸侯的显然不是鼓吹中的一个乐章，而是整个鼓吹乐队。鼓吹用以赐有功诸侯，说明此时期鼓吹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将领的仪仗，而且具有了奖励军功的专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