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斗争中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为加强武汉市的工作，1948年10月，中共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地下工委撤销，由曾惇(书记)、江浩然(组织部长)、张文澄(宣传部长)、刘实(负责工运)、陈克东(负责沙市、长沙)组成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接着又按系统组成了地下市委领导下的工运组、职工组、学运组、青工组、文教小组、新闻小组、统战小组、策反小组、金融小组、妇女小组等各种机构。省市地下工委及尔后的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从1947年冬开始吸收新党员，到1949年4月，这一系统的武汉地下党员总计390余人，分布在全市各个重要工厂、企业、机关、学校。
与此同时，党的外围组织也进一步发展，成立了工人协会、新武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杜、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少年协会、新教育会、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外围积极分子达2073人。
江汉军区城工部派赴武汉的地下党员，主要是开展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深入到敌人内部，进行策反活动。他们进行个别秘密串连，团聚进步力量，在大、中学生中组织各种进步社团，进行公开活动以号召群众。到1948年下半年，在学校、机关、企业等各条战线建立工作关系已有100人左右，先后发展了10多名党员，1949年初，还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临解放前计有团员101人，城工组员56人，统战、策反及各种工作关系47人。联系军政警特机关32个，工厂企业单位16个，大、中、小学38个，其他外围组织‘新政治学会’‘新法学会’及大量的一般工作关系和所在单位均未列入。”(余杰：《江汉军区城工部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武汉文史资料》第二辑第9页。)
通过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积蓄起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与我军的军事斗争相互配合，为迎接武汉解放发挥了很大作用。
武汉地区以地下党为核心的“第二条战线”不断壮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和平、反战、反蒋的斗争中，日益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从而走向人民革命的光明道路。1948年夏，胡北爱国民主人士聂国青、周杰、江炳灵等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支部，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戴今生等成立了武汉市民盟支部，他们都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1948年冬，由周杰等人发起，成立了“十人座谈会”的组织，为谋求和平而积极奔走。十人座谈会的参加者动机不一，有的是痛恨国民党打内战，以呼吁和平来迎接解放；有的是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性质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介入和平运动是为了乘机上台；有的是以求安思定的善良愿望呼吁结束战争。尽管如此，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十人座谈会的主流是符合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方向的。
在十人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此时，蒋桂矛盾加剧，美国深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无济于事，便寄希望于颇有实力的桂系，企图以“换马”的方式，支撑大局，图谋“隔江而治”维持美国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南方的地盘。因此，桂系打出和平的旗号，一方面挤蒋下台；另一方面苟延残喘。19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甫告结束，白崇禧派李品仙到珞珈山访问湖北省宿李书城，说明蒋介石打内战毫无胜利希望，全国都希望和平，“如果本地士绅肯起来呼吁和平，各省人民将纷纷起来响应，可以凭全国人民意志，强迫蒋介石停战言和。如他违反民意，则可联合各省军民追令他辞职。”(李书城：《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前后》，《湖北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03页。)
李书城旋将这次谈话情况告知省参议员、十人座谈会成员周杰，分析了蒋、桂矛盾和利用这一矛盾发动和平运动，以推动湖北、武汉解放的可能性。他们商定以省议会为基础，邀约张难先等素有清望的湖北元老参与其事，以资号召。这样，一方面有白崇禧的授意，一方面有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周杰等人的积极努力，湖北省的和平运动逐渐高涨。
1948年12月30日，省参议会第6次大会第13次会议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恢复和谈，停止战争。1949年1月1 6日，湖北各界人士正式组成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李书城主持下于阅马场召开成立大会，选出39名干事，发布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1月18日，又选举李书诚为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主席，并推李书城、艾敏英、耿伯钊当面促请白祟禧在华中和湖北地区停止征兵、征粮，停止城市设防，释放政治犯。
1月23日，李书城在白祟禧的许可下，与李伯刚等同赴河南信阳，会晤河南省主席张轸。然后北上漯河、遂平，进入解放区，在归德市政府招待下，会见了刘伯承、陈毅。在会谈中，陈毅对李书城一行表示欢迎，并诚恳相告：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不能让大小军阀割据中国领土，与解放军对抗。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放弃地盘思想，退出所占据的地方。桂系想窃据南京旧摊子，依靠美国援助与解放军相对抗，这是徒劳的幻想。陈毅希望李书城等回汉后，联合当地爱国人士，设法保卫地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敌人破坏和搬迁。
3月初，李书城一行回到汉口。此次北上之行，对李书城教益颇深，如他所说：“在解放区所见，时间仅一月，收获有逾半生。”他在省议会接见记者和各界代表，把在解放区所见所闻，特别是解放区的政策、法令、社会面貌、人际关系、军民美系等如实介绍给听众。当反动分子对他进行威胁之时，他大义凛然地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我不怕任何威胁或迫害。只是把两个世界、两种人间的实况，作一点鲜明对比而已!何去何从，人们是会作出适当选择的。”李书城等人的现身说法，唤起武汉各界人民渴求解放的愿望，增强了人民迎接解放的信心和决心。
不久，白崇禧从南京回武汉，此时李宗仁已上台，蒋介石“引退”。桂系的目的既已实现，白崇禧也一反前态，不再言“和平”，更拒绝听李书城等人的北行汇报。而是全力备战，强令军民在市郊修筑工事，并要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将省政府及所属重要机关、企业、学校迁往恩施。至此，和平促进会已无法也无需呼吁和平，民主人士通过对国民党反动派真实嘴脸的认识，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入到人民革命阵营中来。为适应武汉行将解放的需要，和平促进会改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以维持地方秩序和迎接解放军。
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和江汉军区城工部抓住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和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处于进退维谷、犹豫不决的有利时机，积极地开展了策反工作。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武昌两市的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参议会(简称“三府两局一会”)的策反成功，瓦解了敌人的营垒，为实现武汉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最早被争取过来的是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因为议长何成浚长期在沪养病，艾毓英实际上主持省参议会工作。1948年冬，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艾在前途问题上进退维谷，处于“断港绝潢”之时，江汉军区城工部的余杰通过艾的同学、武昌实验中学语文教师邹圣芗牵线搭桥，很快与艾建立起工作关系。以后艾在余杰领导下，以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发起“和平运动”与“救济委员会”的活动，并保护了参议会的档案资料，使之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