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自1947年7月实施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已在中原地区建立了鄂豫、江汉、桐柏、皖西、豫西、陕南、豫皖苏等根据地。敌人只占领主要交通线和武汉、襄樊、信阳、合肥、徐州等战略要点。在战略上，敌人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申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将刘邓、陈谢两军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兼军区、野战军政委，刘伯承任军区、野战军司令，陈毅任第二书记和军区、野战军第一副司令，李先念为军区、野战军第二副司令，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和军区、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任军区、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鄂豫、江汉、桐柏、陕南等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夏季作战的重点，是配合华东野战年主力，寻机歼敌有生力量，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中原野战军抓住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老河口、襄樊地区之敌处于孤立无援的有利时机，于1948年7月2日至16日发起了著名的襄樊战役。
老河口、襄樊地区，位于汉水流域中段，为川陕鄂的要冲。襄阳是敌鄂北驻守重镇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夺取此地，可直接威逼武汉，且可南渡长江，西进四川。蒋介石对此地极为重视，1948年春在此设立第15绥靖区，指派其亲信、特务头子康泽为绥靖区司令，郭勋祺为副司令，率3个川军旅驻守：第1 04旅全部、第163旅及164旅各一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特务营驻守襄阳城内；163旅之487团驻老河口，旅部率488团驻守谷城；164旅率2个团担负樊城防守。
为歼灭襄樊之敌，刘伯承司令员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先消灭老河口、谷城之敌，然后沿江东下，打下襄阳、樊城。我军以桐柏军区司令王宏坤统一指挥第6纵队、陕南第12旅、桐柏第28旅和第3军分区2个团，在江汉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实施战役计划。
整个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袭歼老河口、谷城之敌。7月2日，我第6纵队在司令王近山指挥下自河南新野出发，以急行军速度，迅速隐蔽地向老河口突然奔袭。战士们冒着风雨，一昼夜行程150里，于2日夜12时解放老河口。陕南12旅3日晚在谷城以南截断敌退路，歼灭敌163旅488团和487团一个营，俘敌800余名。桐柏三分医部队于同日在茨河以北截歼敌163旅辎重营。我军以神速动作胜利完成老河口、谷城地区的作战任务后，日夜兼程，合围襄樊之敌，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襄阳城东、北两面为汉水环抱，北隔汉水与樊城相望，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凤凰山等高地为屏障，可瞰制全城，仅西门外琵琶山、真武山下沿江岸有一条狭窄走廊可入城内，在这条走廊的正面是铁佛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铁打襄阳”之称。敌人在城内、外构筑大量工事，遍布地雷，特别是在入城必经的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一线坚固设防，给我军进攻造成极大困难。
我6纵司令员王近山周密分析襄阳守敌情况，一改历来兵家“欲夺襄阳必先取南山”的惯例，决定以“猛虎掏心”战术，撇开南山主峰，将主攻方向选在西面，首先集中主力“刀劈三关”：夺取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尔后依托西关，突破城垣。
战斗指挥部将“刀劈三关”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李德生指挥的6纵第17旅。7月8日，17旅49团3营7连接受了攻打琵琶山的任务，7连指战员勇猛进击，拿下琵琶山，劈开了第一道关。7月9日下午，17旅49团2营担任了攻击真武山的任务。部队刚过一段开阔地，敌人的美式化学臼炮就向我袭来，但部队仍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攻击，直奔真武山下。在发起冲锋时，某部连长胡玉海见河泥塞满了战士们的鞋子，便命令：“同志们!脱掉鞋子冲吧!”战士们立即甩掉沾满烂泥的鞋子，高喊“冲呀!”迅速冲向山顶，战士们的脚磨破了，鲜血淋漓，但仍然毫无畏惧地前进，经过几十分钟的战斗，便劈开了第二道关——真武山。7月10日，17旅50团向最后一道关——铁佛寺发起攻击，仅用10多分钟就拿下铁佛寺，歼敌一个营，我军无一伤亡。“刀劈三关”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给敌人以强大震慑，为打下襄阳城铺平了道路。
这时，龟缩在襄阳城内的康泽焦急万分，他多次急电蒋介石、自崇禧，请求增援。蒋介石电告康泽：“共军必无远射程炮等重武器，坚守城垣，同守待援。”白崇禧一面命第20师增援襄阳，一面亲自坐飞机到襄阳上空视察，给康泽打气。但敌20师遭到我桐柏军区地方部队袭扰；便不敢增援襄阳，致使襄阳之敌成为瓮中之鳖。康泽见援军不到，便收缩兵力，把防守兵力集中在南门。但他万没料到，我军出其不意，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门，使他再度失算。
7月15日晚8时30分，攻城战斗开始。第五纵队集中全部炮兵并以18个营的兵力，在300米宽的突破地段上实施高度集中的强大攻击。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打垮敌人的阻击，17旅49团某连排长李发科带领突击排冲在最前面，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让战士冯秀林和岳友清踩着自己的肩膀登上城墙，最先打开了突破口，接着我大批后续部趴潮水般杀进襄阳城。
康泽如丧家之犬，躲进一个被炸毁的小碉堡装成死人，企图躲过我军搜捕。在康泽的随从副官傅起戎的指点下，我军终于将其抓获。到7月16日下午，襄樊战役胜利结束。是役我军歼灭敌第15绥靖区所属3个旅，2万1千余人，活捉敌绥靖区司令康泽、副司令郭勋祺，解放了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樊城、襄阳等城镇，扩大了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尔后我军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斗，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此，中共中央曾致电祝贺，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在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江汉地区，我江汉军区所属各部队同国民党军展开了艰巨的反“清剿”斗争，无论是北面的大洪山、随县、应山，中部的钟祥、京山、天门，南部的监利、洪湖，还是西部的远安、荆门、当阳，到处都燃起了“反清剿”的烈火，粉碎了敌人发起的500多次“清剿”，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江汉军区党委根据刘、邓首长“消灭敌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消灭敌人”的指示，在江汉平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发展并壮大了地方武装。江汉军区由3个分区扩大为4个分区，武装部队由原来的每县一个连、每区一个班，发展到每县一个营、每区一个连；分区由原来的1个团发展为3个团；军区也由1个独立旅扩大为2个旅。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变。白崇禧惊慌失措，急忙将宋希濂兵团的79军、15军、2军、124军及湖北省第4、5、7、8等4个保安旅调至荆门、当阳、宜都、沙市等地，重点扼守，企图控制鄂西地区，借以保护四川门户，同时阻挡我大军渡江南下；“清剿”我江汉地区之敌，也撤至武汉、信阳铁路沿线加强守备。我江汉军区部队根据这种形势，决定发起荆门战役，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大军南下建立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