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早在东汉末年，就已形成“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阪，下接江湖”的枢纽地位，发挥着“导财运货”的中转作用。唐宋元明时期，武汉逐渐成为沟通南北、辐辏东西的大都会，是“九州百货备集之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促进了戏曲活动的繁荣。据史证，湖北在明末清初先后有昆腔、秦腔、襄阳腔、苏腔、罗罗腔和楚调等各类演唱形式，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汉剧的形成。
图：20世纪初的汉口街市 清初，湖北襄阳、沙市、汉口以及随州、通城、黄州等城市经济空前发展。地居汉水中游的襄阳，上起陕西汉中，下达湖北汉口，是南北交通的咽喉，素有“水旱码头”之称。唐代便有“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上连樯堤下楼”的描述，宋代以后被形容为“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龙舟竞渡，赛神演出诸事靡费颇多”。尤其明代封藩襄王，建襄王府，大兴会馆，有山陕、福建、安徽、江西抚州和大、小黄州等会馆，并还建有戏楼，每到年节和集会开张，戏班云集，演出活动兴盛。
图：襄河码头（晚清） 据清人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载：“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各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这一时期，沙市建立的各省商业行帮达十三个，被称为“十三帮”。明朝成化二年(1466)汉水改道，流入长江，汉口因其地理优势位置优越而发展迅速，不仅在武汉三镇中后来居上，而且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齐名，并誉为我国四大名镇。1631年，随着袁公堤的修建，挡住水患，汉口的商业发展迅猛，成为“九省通衢”的华中巨埠。是时帆樯林立，商业兴盛，百货贸易远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南、广东。其中以盐、米、木材、花布、药材等行规模最大，与长江沿岸的无锡布码头、镇江的银码头鼎立相称为船码头。《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为：“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是“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描绘汉口“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范锴又说：“肇于有明中叶，盛于启、祯之时。”也就是说，在明成化年以后的明末，汉口已成九州名镇了。但当时正兴盛的汉口在明末战乱中遭到破坏，到了清初才恢复重建。清朝初年，作为水运商市的汉口港，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水运要道航行畅通，商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省来汉贸易的商船，都有自己的停泊码头与行帮会所，有药行、盐行、布行、票行、木材行等。各行各业，星罗棋布；粮行商号，鳞次栉比；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各行帮会馆宴饮娱乐频繁，婚嫁迎娶、酬神还愿者众多。邀堂会，请科班，戏曲演出活跃空前。
图：旧汉口的露天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