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史论家扬铎在《汉剧角色考、皮黄考——从历史角度看汉剧特点》中说：“汉调的二黄……上去至襄阳与西皮合流，成为今日的汉调。”《汉口丛谈》中所载楚调艺人李翠官传中，李于乾隆末在汉口演出的《杨贵妃醉酒》、《潘尼追舟》、《玉堂春》精湛绝妙，深受观者称赏。其时李翠官所演剧目即为皮黄合奏剧目。同一时期的艺人王洪贵率领入京的黄腔班，就是汉调班。所演《击鼓骂曹》、《让成都》以及李六演出的《醉写吓蛮》、《扫雪打碗》也均为皮黄合奏剧目。

　　湖北罗田人余三胜是著名的汉调艺人，为春台班班主江春所推崇，徽班进京时，其代表剧目《定军山》、《捉放曹》、《下书路会》、《双尽忠》、《问樵闹府》等皆为皮黄合奏剧目。

　　戏剧史论家扬铎在《汉剧史考》中讲：“襄阳为西南各省入京的孔道。汉调在襄阳形成以后，清初，因荆州为将军驻防所在地，寄情声色，对于汉剧的爱好，于有形无形之中，自不免有所培养。”客观上促进了汉剧艺术的发展，所以西南半壁就成了汉调的弥漫地。另据天柱外史《皖优谱》讲：“惟徽调与汉调所以别者，则以汉调杂襄樊耳。”由此可推断，皮黄合流的时间，最迟不晚于乾隆年间。1790年，乾隆做寿，第一个徽班“三庆班”进京，所唱徽剧是以昆曲为主，进京后又结合了秦腔和京腔。当时的京腔并非京剧，实际上是北方的弋阳腔，是弋阳腔传入北方后形成的北方高腔，也就是京腔，徽班进京时唱腔是在以昆曲为主的基础上兼唱京腔和秦腔。自乾隆年间始，湖北汉调艺人先后入京，将皮黄声腔带到北京，对北京剧坛影响颇大。当时在京享有盛誉的四大徽班中，春台班就是湖北班，汉调艺人米应先、王湘云、余三胜进京大都以善创新腔著称，不但以《战长沙》、《四郎探母》、《天堂州》、《文昭关》、《捉放曹》、《定军山》等皮黄剧目见长，还以《托兆碰碑》、《乌盆记》等反调剧目闻名。

　　成书于道光年间的杨静亭《都门杂咏》云：“时尚黄腔喊似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特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道光初年，又有汉调艺人王洪贵、李六、王九龄、龙德云、童庆善等先后进京。王洪贵擅演《让成都》、《击鼓驾曹》；李六擅演《醉写吓蛮》、《扫雪打碗》。

　　皮黄进京

　　汉调艺人进京，以楚调新声享誉京师，逐渐改变了徽班以昆曲为主，兼唱秦腔、京腔的旧局面，使主要唱西皮二黄的汉调占了主导地位。故有《梨园旧话》中“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同时，从剧目、声腔、表演各方面使北京的戏曲舞台面貌焕然一新，也为京剧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汉调的风靡，使全国的戏曲舞台呈现出取代雅部昆曲的趋势。

　　从楚调兴盛(1616)到汉剧形成，大致经历了明朝末年至清道光中叶约两百年的时间。“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这是清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所记。据此描述，当时的演唱，皮黄不仅合流了，而且已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西皮和二黄的板式已渐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