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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羽戏曲”与“关公文化”
发布日期:2014-09-18  资料来源:历史文献
   一九八六年岁末,余秋雨先生应邀由沪来汉授课日寸,曾对在鄂的“上戏”学友说:“中原大地是三国的古战场,湖北留下了太多的三国遗址和中国人物的故事。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雇上一叶小舟,船上可以吃饭睡觉。我要沿着长江、汉水,把三国的每个景点游个遍……”我想这很有可能就是秋雨先生下一个“文化苦旅”巡游吧。
  图:余秋雨(中)与在汉的“上戏”学友合影
  时光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传来了全国各地纷纷申报“三国文化之乡”的种种消息。据报载:“中国三国文化之乡”已落户河北涿州。河南许昌、四川成都等地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竞相申报之中。而当年被余先生赞叹不已的“三国大省”湖北,却远远落在了涿州等地之后,岂不令鄂人喟然长叹?湖北省社科院刘玉堂、夏日新研究员和陈绍辉助理研究员经实地调研后曾撰文说:湖北“如果不赶紧申报,等许昌、成都等地申报成功后,湖北作为事实上的‘三国文化之乡’,甚至有被禁止使用‘三国文化之乡’名称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不论何种珍贵地域文化的被轻视,被忽略,被遗忘,被遗落,都必然会引起更多学者的深沉思考与格外关注。鉴于此,窃以为省社科院决定召开“荆楚文化与湖北人文精神”学术研讨会,更进一步确定荆楚文化在华夏文化中的地位,是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的。本文拟从“关羽戏曲”与“关公文化”入手,明确论定湖北乃重要的“三国文化之乡”,发掘探讨“关公精神”对湖北人文和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从而大力彰显关公文化,展现中国文化精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 关羽戏曲的形成与发展
  举世皆知,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极为重视历史的伟大国家。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传记体之先河,历来被认定为中国史书之“冠冕”。史家有史家的正史,而老百姓则把描写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当作历史来看,来读。旧时社会上还曾流行过“少读史书多看戏”这类俗语。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史中,又尤以三国史为第一。南、北、东、西、中的各个城乡,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无人不知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周瑜等三国主要人物的故事。三国史的深人人心,首先得益于晋。陈寿撰写,后由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正是这本史书,给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了主要的丰富的素材。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三国故事就早已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鲁莽),或笑邓艾吃(结巴)”告诉我们,至迟在晚唐时代,三国故事已形成口头民间讲唱,连少年儿童都熟知其中人物和故事了。到了北宋时期,市民文艺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说话”、“皮影”、“傀儡戏”等都有以“说三分”(三国)为主要内容的演出节目。到了金元时期,我国古典戏曲日趋成熟,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记载的金院本的名目,就有《赤壁鏖兵》、《大刘备》、《骂吕布》等多出,又据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全元戏曲》(十三卷•王季思主编)所载,计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又名《刘先主襄阳会》)、《周瑜谒鲁肃》(残篇)、《诸葛亮秋风五丈原》(残曲)、《虎牢关三战吕布》、《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诸葛亮博望烧屯》、《刘关张桃同三结义》、《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关云长单刀劈四寇》、《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周公瑾得志娶小乔》、《走凤雏庞掠四郡》、《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寿亭侯怒斩关平》、《关云长大破蚩尤》、《十样锦诸葛论功》、《三国志大全》(戏文)等二十余部之多。另据元•钟嗣成《录鬼簿》所著录的“三国戏”剧目亦计有四五十种之多。如果加上民间传说故事与唱节目(评话,如《全相三国志平话》上、中、下卷等),说三国、唱三国、演三国的艺术留存资料就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了。毋庸置疑,这些丰富的民间积累,给“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的罗贯中再度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应该承认,《三国演义》的问世,替代了所有的“话本”,由于它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文字风格,的确获得了一代又一代最广泛的读者。但是比《三国演义》长篇小说问世更早的是,中国戏曲舞台上早已有大量的“三国戏”和“关羽戏”上演,其影响并不亚于小说。
  图:京剧《走麦城》高盛麟(中)饰关羽,倪海天饰关平,陈鸿钧饰周仓(1961年) 
  关于关羽戏曲,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文本,乃是元曲中出自关汉卿笔下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和《关张双赴西蜀梦》。这里录录一段元人关汉卿描写关羽的名曲《双调•新水令》,便可想见元曲舞台上关羽的神采与气势。
  关羽:(白)看了这大江,是一派好水啊!
      (唱)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白)好一派江景也呵!
      (接唱)《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带云)这也不是江水,(接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关汉卿描写的关羽,就是这般昂扬壮观的英雄气概。且该剧第四折全用“乜斜”险韵,一韵到底。关氏谙熟音律,功力跃然纸上:其填词遣句的恢宏,意境的高远,文字的华美,气势的雄强,无疑由宋代大词家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化出,然关氏不让苏氏,一词一曲,各有千秋,令人叹服。元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一直传到昆剧之北曲,至今还在演唱。北曲名日《单刀会.刀会》。此外,还有元末明初无名氏所作之《古城记》(又名《古城会》,计有二十八出。昆剧之关羽戏以北昆为多,近代以北方昆曲剧院侯永奎的红生戏最为著名,《单刀会》乃其代表作。一九九五年侯还曾主演过新编的关羽戏《水淹七军》。此外历史较为悠久的地方戏曲,如同州梆子,河北梆子,秦腔,徽剧等亦皆有关羽戏上演。但是,把关羽戏推向高潮的无疑乃是称之为“同剧”的京剧。提及京剧的关羽戏,又不得不论及湖北汉剧,因为京剧之关羽戏,与汉剧最早赴京演关羽戏颇有渊源。其源于汉剧是也。翻阅史料可知关羽地位的逐渐“升格”,与历代统治者对关羽敕封的封号越来越高密切相关。三国时,美羽死后,后主刘禅只不过封了他一个“壮缪”侯(强壮勇武,未雨绸缪之意)。对关羽的加封始于宋代,宋君主将他从“侯”提了“公”和“王”,即“忠惠公”与“义勇武安王”。“关公”与“关王”的称号由此而来。明朝皇帝又提升了关公的爵位,不仅在宫中塑造了巨大威武的关羽像,还将其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和“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的同治、康熙和光绪曾对“关帝”三次敕封。最后一次的封号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帝君”。竟长达二十六字之多。湖北汉剧进京,恰在清之中叶,而与关羽戏紧紧相连的重要人物,乃是嘉庆年间加人春台班的湖北崇阳人——米应先。他长年演出于京城,后主持徽班“春台”达二十年之久。其拿手戏即关羽戏之《破壁观书》、《战长沙》等。据齐如山在《京剧之变迁》中所记:“乾隆中,有一位唱老生的(汉剧归行为三生。唱关羽戏,又名红生)名米喜子(即米应先),出场时,用袖子遮脸,走到台前,乍一撒袖,全堂观客为之起立。”有趣的是,关羽的“红脸”并非从米氏始。有记载说:“米伶演关帝,不傅赤面,但略施水粉,扎包巾,居然凤目蚕眉,神威照人。”徽班的大老板程长庚演戏,“专学米喜子”,亦以演关羽戏著名。汉剧能演红生戏的后有钱文奎、陈旺喜、陈春芳、夏桂斌、刘继鸣等。而京剧继程长庚之后,擅长“红生”戏(凡开红脸由老生应功的人物,如关羽,赵匡胤等,皆属红生)的可谓层出不穷。从米喜子、程长庚,直到王凤卿、谭鑫培、汪桂芬、刘鸿昇和陈子田,属于北派“红生”。其表演艺术特点是“着重神威端庄,胭脂揉脸,用黑紫色笔在印堂、额角附近划几道条纹,脸上点七颗痣,戴黑满,有的戴五绺髯。注重唱工,略于做派;起打不耍刀花,只是托刀、立刀、戳刀等几个架式,与对方互换位置‘过河’时,双手平伸胸前,象拿扛旗标似的一动不动的慢慢走到敌人对面。杀人时也只是一抹。既不带马童,极少趟马和马鞭舞;唱时,像庙里的泥塑像一样端坐那里唱。处处表现这位被封为‘关圣大帝’的神威。”(引自董维贤•《京剧流派•红生。》)
  京剧“红生”的改革与推进,源于“南派”,其代表人物是王鸿寿。他极大的丰富了关羽的表演艺术。王鸿寿又名“三麻子”,此人在京剧界极具传奇性。他出生在一个盐官家庭,因父得罪上司,全家遭斩,他一人幸免。传闻他家曾设有戏班,他自幼喜爱并熟悉戏曲。十四岁时为了生计终于搭徽班演起了武丑,后又习文武老生、武生。此人精通武术,能在舞台上动真刀真枪开打,演戏重人物,重技艺,常有绝活显露。如《徐策跑城》的吹髯口,《战宛城》的动纱帽翅等。传闻他的关羽戏与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有关。据说起义失败后,他曾投奔到其父好友江西巡抚德晓峰部下任职。德氏藏有一套关羽马上舞刀的画像,共计三十六张。王鸿寿对关羽画像十分着迷,朝揣夕摹,苦苦钻研,创造了一系列关羽动作。约在一九0八年赴天津重返舞台,遂以红生戏《古城会》、《水淹七军》、《斩熊虎》、《查北河》、《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灞桥挑袍》、《战长沙》、《单刀会》、《月下斩貂蝉》、《走麦城》等一举成名。“王派”的关羽表演艺术特色与“北派”大不相同。突出表现在“勾红脸(不是揉胭脂红),戴三绺,唱徽调高拔子,梅花板,注重做派,讲究舞刀,不但有趟马,而且加上了马童牵马翻筋斗,他随着马童作颤动的身段。舞着马鞭,神采奕奕,演唱相当火爆,大受观众欢迎。”(同前)王鸿寿殁千一九二五年,享年七十六岁。其弟子有周信芳、林树森、李春利、李洪春等。李洪春是佼佼者,他除继承了王鸿寿的三十六出关羽戏外,还增加编演了《走范阳》、《阅军教刀》、《收姚斌》等近十出关羽戏。在唱腔上增添了昆曲,南韵拨子,西皮,二黄,唢呐二黄等腔调与曲牌。其念白既非老派红生的念法,亦非红净的念法,而是在文武老生的基础上,融武生之刚毅,花脸之粗犷,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红生”念白,表演风格“允文允武,以武取胜”。对关羽的亮相造型,创造了“关公四十八图”。还有“关王十三刀”(即劈、砍、抹、剁、横、撩、扫、推、涮、闪、攻、挡、展翅)。其弟子有李万春、宋遇春、李金声、王金璐等。高盛麟、李少春等也曾执弟子礼向他学艺。李洪春既是京剧“关羽戏”的革新者,又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红生”名师。
  继李洪春之后,窃以为集红生戏之大成者,当今应首推开蒙奠基于北京,吸取开拓于上海,成熟发展于武汉的高盛麟。高出身于京剧世家,其父高庆奎乃著名生行演员,创立了高亢挺拔的“高派”唱腔、深得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和广大观众的喜爱。高盛麟坐科“富连成”,亲眼目睹了杨小楼的高超技艺。后又娶杨之外孙女刘蕙芬为妻,得到了杨小楼的真传亲授。随父到上海搭班后,长期与周信芳,林树森等“红生”演员同台,直到成年以后还不曾敢动关羽戏,后在周信芳的鼓励下,试演“关戏”,一举走红。他承继前辈“武戏文唱”的优良传统,创立了“威而不猛,凝重大气,稳健豪迈”的“关戏”风格,其《关羽走麦城》等上世纪轰动了北京城,内行与戏迷赞不绝口。梅兰芳称其为“一个杰出人才”。后到上海,周信芳亦“自叹不如”。高盛麟集南北二派杨小楼、李洪春、唐韵笙,周信芳、程永龙、林树森等各派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派。把“关戏”的表演艺术水平推向了一个当今戏曲界几乎无人可以逾越的高峰。不仅受到了南北观众的一致好评,建国后被誉为”、津、沪、汉”京剧“三鼎甲”的大武汉的观众,更是心悦诚服,异口同声地称高盛麟为“活关公”。其“关羽戏”登峰造极、空前绝后,决非虚言。从最早到北京演关羽戏《破壁观书》、《战长沙》等一举成名的是湖北汉剧名家米应先,到近二百年后,集关羽戏之大成者的高盛麟,皆出自湖北武汉这块风水宝地。他们之间,虽无直接的联系,而湖北武汉这个名副其实的“三国文化之乡”,则是孕育他们的共同土壤。湖北,当之无愧的堪称为近代“关羽戏曲”的故乡。
  二、 关羽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今自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未有
                   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以上几句话是清史学者,文学家赵翼题关羽所下之定语。诚如斯言,不仅在中国,凡有华人的地方,皆建有关帝的庙宇,设有关圣的牌位,妇孺皆知赫赫有名的义勇之神“关帝”,并常年为他敬香、磕头,香火不断。此外,关羽文化的影响还早在古代就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传播而成为东亚近邻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喜爱的英雄。中国的明朝时,韩国首都首尔就建有关帝庙,此庙现已定为“韩国宝物”。日本的横滨、神户、长崎,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尼、东帝汶。以及美国的旧金山、纽约,南美洲的古巴,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地,“关帝庙”的大量建立,成了世界性的“关帝文化景观”。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关帝庙”更是数不胜数,仅宝岛台湾一地,大大小小的关帝庙,便计有三百多座。  
  关羽文化何以影响如此之广远?之兴盛?无疑与关羽有载于史,有记于书,有演于戏,有传于民间的“关羽精神”和故事息息相通。何为“关羽精神”?“忠、义、仁、勇、诚、信”是也。这种精神与孔子创立的“仁与礼”的思想体系,和他所提倡的“服从、忠顺、仁义、善良、无私”的儒家“仁义、礼教”学说一脉相连。美国前总统里根,一九八二年在《致旧金山祭孔大典筹委会主任的信》中曾说:“孔子的高贵的行谊与伟大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围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关羽与孔子一样,同为中国文化的代表。  千百年来,孔子尊为“文圣”,关羽尊为“武圣”,中华民族的有关团体与民间组织“文拜孔子,武拜关公”,早已蔚然成风,并随华人走向了海外,走向了世界各地。
  关羽其人,据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中关羽传中所载:关羽字云长,今山西临猗西南(古称河东解县)人。东汉末年,关羽至河北(涿郡)跟随刘备起兵创业。建安五年(240),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被俘,受到曹操礼遇,拜为偏将军。在曹操与袁绍的对阵中,关羽曾协助曹操作战,并斩杀了袁绍的大将军颜良,因此得到曹操的赏识,封他为汉寿亭侯。后因关羽得知到刘备的确切消息,尽封曹操所赐之物,修书拜辞曹操归刘。刘备取西川后,拜关羽为前将军镇守荆州。后因孙权用吕蒙之计,袭破荆州,关羽败走麦城,与其子关平同时被害身亡。
  关羽是蜀汉一名战将,骁勇善战,自不待言。而我国古代类似关羽这样的将领何其多也?况且,按《蜀书六•关羽传》所载,历史上的关羽性情刚愎自用,居功自傲。如马超投奔刘备,刘封他“五虎上将”之一,关羽闻知后老大不高兴,竟写信质问诸葛亮说:“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乃熟知关羽脾气和性格的军师,连忙用好言好语回复安抚关羽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诸葛亮说马超(字孟起)的才能最多只能跟张飞(字益得)“并驱争先”。他怎能与绝伦逸群的“美髯公”关羽相比呢?不想这几句“安抚”之语,让“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即把诸葛亮夸奖自己的信,洋洋得意地展示给宾客们传阅,其虚荣骄满之态,溢于言表。还说关羽得志之时,孙权为了缓和关系,“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为了儿女婚事,关羽不许也就罢了,竟对使者大骂道:“羽之虎女怎能配权之犬子!”结果激怒孙权,破坏了“蜀吴联盟”,最终使自己落了个兵败麦城而死的可悲下场。这就是关羽性格造成的英雄悲剧命运。
  真实的关羽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毛病”,而老百姓却偏偏不予计较,历代统治者也视而不见。民间传说对于关羽的“塑造”更是相当完美丰满。细读《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发现该书中有“三人三不明”,即:“关羽来路不明.貂蝉生死不明,徐庶下落不明。”而民间传说则说关羽乃是“露水龙所变”。编出了“露水龙”能“行云播露,降雨润物”;又说“露水龙”从天而降,拜给姓关的关老汉做了儿子,所以才姓关;还说他出于“蛋壳”,故叫“羽”;还有什么他是云里生,云里长,长命百岁,扶助汉王,所以字日“云长”等神话。还编有“青龙偃月刀”的来历,“收周仓”的故事以及“斩蟒”,“斩牛”,“系马”,“洗马”,“过关斩将”,“读史明志”等等英雄壮举的神奇经历,总之,民间传说把“关羽来路不明”的“空白”早已填得满满的了。
  在湖北通城黄龙山关王庙内有一副对联写道:
      上联:生蒲州,佐豫州,坐镇荆州,赤手创千秋事业;
      下联:兄玄德,弟翼德,不从孟德,丹心振万古纲常。
  仔细考查,以崇尚正统的南宋以降,人们对“魏、蜀、吴”三国便已形成了“帝蜀寇魏”的认同格局。关羽形象也从此成为了一种“忠于正统,维护正统”的象征人物。不论是民间,还是统治阶级对于关羽文化的颂扬,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颂扬关羽之忠。由于关羽忠于人们共同视为正统的“汉室”。视“刘备本是中山靖王的后,汉景帝玄孙一脉留”(京,汉剧《甘露寺》乔玄唱词)。所以忠于刘备就是忠于“汉室”,忠于江山社稷,忠于千秋大业。其中最浓重的一笔是关羽“不降曹”。“人在曹营心在汉”。对于曹操的种种优厚待遇(如戏词中所说的:“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可关羽却不留恋曹操对他的高官厚禄,不惜挂印封金。关羽一路过关斩将,连曹操也不得不叹日:“彼各为其主”,令他的部将“勿追也。”关羽千里走单骑,最终回归到了与他生死相交的主子刘备帐下。
  其二:赞扬关羽之义。刘、关、张原非兄弟。桃园结义,关羽把这种结拜看得比亲兄弟还神圣。张飞偶尔还闹点小别扭,关羽对大哥刘备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服服帖帖,老老实实。这种不忘“桃园之盟”的“义气”,体现了关羽对朋友“患难与共,生死相随”的坚贞情义。特别是在《华容道》挡曹时,为了报答曹操昔日之厚待和对他忠于刘备的理解,关羽宁可置军令状而不顾,冒着违令者斩的生命危险,大义释曹操,这种磊磊落落,深重情谊的“义举”,历来被人们所推崇。
  其三:赞美关羽之信。人们赞美“关羽之信”,认为他的行事如同青天白日一般亮亮堂堂,待人如同春风霁月一样明明朗朗。关羽无论是对待二位皇嫂,还是月下之美女貂蝉,都是一身正气,凛然相对,从不为小人之举。哪怕在暗室之中,也是秋毫不犯,面对女色,一人夜读《春秋》,秉烛达旦。
  其四:赞颂关羽之勇。其勇首先勇在他执八十一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过关斩将,在万马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戏曲舞台上和民间传说中的关羽,平时往往是微微闭着眼睛或坐,或行。关羽是不能随便睁眼睛的,一睁眼睛就要“杀人”。请看从《斩华雄》,《斩车胄》,《斩颜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斩、斩、斩,关羽斩出了勇猛,杀出了威风。只要关羽出战,便是“勇”字当先。只要关羽睁眼戳刀“亮相”观众就会为之一振,就会肃然起敬而掌声四起。我在武汉多次观看过高盛麟主演的《关羽走麦城》,其中有一场面演的是关羽
  中了敌箭,华陀(高世泰饰)为其“刮骨疗毒”,关羽忍着剧痛,张飞(张宏奎饰)在一旁看得直打“哇呀呀”,关羽却处之泰然,一边饮酒叫“干”!一边还胜了对方一着棋,这是何等了得的大将风范,何等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真是“神”了!
  关羽文化突出表现在关羽形象的“忠、义、仁、德、信、勇”的人格完美。因此任何人都愿意接受这种“文化”的感染,任何阶级,阶层也都愿意对关羽“文化偶像”的大力宣扬和竭力尊崇敬畏。关羽的人格典型和文化扩散,调节了人们的精神理念,规范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行为,成了历史上人们公认举世无双的“武圣”。这是关羽的一生提供了造就“关羽文化”的蓝本,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一个名震全世界的关羽形象。
  关羽文化的影响与传承,最生动,最持久,最有趣的是在中国民间普通八的生活之中的广为搬用。如:晚清之义和团的农民起义挂的神像就是“男乙神”关羽。旧时天地会,青帮,红帮等结社,换帖,结盟起誓,无不前往各地的“关帝庙”。旧时演“关羽戏”对扮演关羽的演员要求甚严,演出之前数大,严禁“行房”,必须沐浴吃斋,化好妆,开完脸只能端坐衣箱,不能随意走动,只能闭目养神。如果从被“神化”了的“关羽”身旁起过,人们必须噤声缓
  步,轻轻走过,以示对“关帝爷”的崇敬,绝不可冲撞了“关羽的神威”。演完之后,关羽的“脸谱’’还要用宣纸“拓’’下来,以供求“圣”的观众“请”回家张贴,以祈福驱魔。民间以关羽为“祖师”和“保护神”的行业就更多得“离奇”了,据统计有:剃头(理发)业,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草业,香烛业,绸缎业,成衣,厨业,盐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糕点业,干果业,银钱业,典当业,军界武师业,教育业,命相业等等。这些五花八门,七行八作的行业为什么一定要信仰“关帝”,供奉“关帝”,恐一时难以说个“子,丑,寅,卯”来,可这种“信奉,’却是真实的存在,这只能说是一种神奇的“关羽文化”现象了。
  此外,我国的道教和佛教对关羽皆有经传和劝文之类文本传诵,尚有待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更进一步发掘了。
  三、关羽文化的开发与拓展
  关羽文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域的人文精神,反之,关羽形象的出现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但是,传承了千年的关羽文化,曾经出现过断层。仅就我国内陆大地而论,无需讳言,其沉寂、淡化乃至逐渐消失,源于长期“极左”思潮及“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我国许许多多久远的民俗民风曾几度一律被斥之为“封建主义”而被批判,被禁止。直到“文革”的爆发,“文圣孔子”被批倒批臭;“武圣关公”虽说来不及大规模兴师动众批判打倒,全国各地的“关庙”却一律在“推倒”之列,舞台上的“关羽戏曲”也一度全部被禁演。仅武汉地区而言,因关羽在此“卓刀得泉”的卓刀泉寺院惨遭破坏,庙里的方丈和尚扫地出门,大殿祖师台被挖掉,关羽的殿堂成了存放骨灰盒的灵堂。我儿时曾见过的长堤街“关帝庙”早已被改作了“超英电器厂”。武汉有名的“武圣路”,改作了某象征革命的新路名,恢复旧名时,似乎已很少有人知道“武”乃以”关羽”而得名,将“武圣”改作了“武胜”。还有形成于明清时期的汉阳古街——“洗马长街”,更是埋没沉睡在龟山脚下无人问津。据专家钟生华先生考证:“洗马长街,保存和传承了三国时代关羽驻军汉阳,曾在此洗刷赤兔马的史迹与传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关帝文化》画册,曾向全世界介绍这一胜迹时描述道:“武汉长江,汉水交汇处,水阔天高,是当年关公最喜爱的饮马地。”这一论点,更证实了“洗马长街”作为“关公胜迹”的佐证。此外,长江,汉水边尚存的关羽马踏之“马口”,长期镇守之“古荆州”等关羽圣地,也一一被人遗忘得无影无踪。粉碎“四人帮”之前,所谓的“关羽文化”几乎落入到荡然无存的境地。
  图:关羽年画
  文化记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盛衰。我国改革开放后,跨越了时代和历史的“关羽文化”,又引起了国内学者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关羽文化”启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激起了人们开发“关羽文化”的愿望,引来了人们拓展“关羽文化”的种种热情。窃以为“开发”与“拓展“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关羽文化”,着重要从两个方面人手,并且将此两举合二为一,使“关羽文化”的圣火永远熊熊燃烧,永远激励生生不息的中华儿女。
  首先,应抢救、维修、恢复现存于我国城乡的大大小小的关帝庙宇,并搜寻、发掘那些隐匿于都市乡村已作为办公、办学、办厂,或民居的“关羽文化”景点。这些景点早一天得见天日,“关羽文化”就会早一天得到拓展。这是政府和文博、群艺,乃至每一个公民的文化责任。发掘一处,就可开发一处,以供中外游人瞻仰,使关羽“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文化精神”及“人生哲学”得以弘扬,并一代一代留传于后世。当然,各地保存完好的“关帝庙宇”是开放,开发的主体,无疑应加强管理与完善。如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的“卓刀泉寺”,不仅具有悠久的文化意义,且具有独树一帜的“古井文化”意蕴。“卓刀泉古井”之水,古籍所载日:“城东十五里有卓刀泉者,吾楚胜迹也。汉寿亭侯关公治兵江陵时卓刀于此故名。斯泉之水,冬温夏冽,其色淡碧,味甘如醴,饮之可以疗疾”。
  此井可观赏,此水可饮用,将会给卓刀泉寺庙景点带来无限商机。另据报载,卓刀泉寺的背后有一座伏虎山,山高62.3米,树木苍翠,环境优美,从清朝始,这里就成为朝廷“赐葬”显要官员的风水宝地。辛亥革命时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湖北省主席杨永泰,以及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先烈刘公、蓝天蔚、蔡济民、孙武、刘静庵、吴兆麟,还有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抗战英雄军长郝梦龄,阎锡山的参谋长朱绶光,国军第六六师长张森等均葬于斯山,这些曾为武汉立过汗马功劳的忠魂与“关羽神灵”相伴,更增添了一份凝重而宝贵的文化内含,其开发的价值非同小可,值得格外珍视。
  总之,“开发”与“拓展”,必须有史可依,有藉所载,有地可寻,有物司鉴。切不可盲目耗资重建“假圣地”,制造“假古董”,编织“假传闻”来欺世盗名,蒙骗视听,借以扩大某些地方官员的廉价“政绩”。
  其次,要有一批宣传,介绍“关羽文化”的读物出版发行,不仅仅是文字,还需要图片.摄影的配合,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形象生动的有关“关羽文化”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关羽戏曲”的复苏,才能把“关羽文化”红红火火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在舞台上活灵活现塑造过关羽形象的名老艺术家大多谢世,能演“红生戏”的老演员所剩无几,且年已高迈,难上舞台,一展风采。仅以京剧为例,除王金璐尚健在外,其他的“大武生”与“红生”均已“归天”而去。建国后培养起来的如钱浩梁、李玉声、俞大陆、李光、马玉璋、高牧坤、叶金援、马少良等武生演员已逾花甲。稍年轻些的奚中路,王立军等恐见“关羽戏”甚少,更谈不上有专工“关羽戏”的“红生演员”了。曾开“皮黄关羽戏”先河的湖北汉剧,“关羽戏”更为凋零,能传授“关羽戏”的师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不过,赖于科学的发达,尚有部分录像录音资料在!尚有大量文本资料可查,尚有有识有志之士弘扬“关羽戏曲”的雄心在。我相信,事在人为,只要戏曲界,特别是历史较为悠久,具有搬演“关羽戏曲”传统的昆,梆,皮黄剧种的从艺人员,关注“关羽戏曲”,以“关羽精神”来恢复,挖掘,传承“关羽戏曲”,“红生戏,,是不会消亡于今世的。这一任务只能由上述剧种来胜任。如果希图小调系统的黄梅,越,花鼓,楚剧等剧种来演“关羽戏”是不可想象的,大可不必一哄而起,艺术必须遵循其规律;剧种的局限是不可逾越的。这种局限,一定程度上又给称之为“大戏”的京、昆、徽、汉、梆等古老剧种拓宽了一条艺术之路。有朝一日,“关羽戏曲”与“关羽景点”相配合,互为依托,交相辉映,中华民族的“关羽文化”必将放出更为耀眼的光彩。
  (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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