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笔者与同仁一行人驱车奔赴南京、苏州、上海等地观看“全国精品工程”的部分人选的优秀剧目。路过合肥，大家兴致勃勃前往曾享誉天下的包公祠作暂短一游。走近绿树成荫的包公家族墓地，喜见这座祠堂墓地保存得竟是相当的完好。
包拯乃北宋庐州合肥人氏，二十八岁考取进士，步人仕途，在仁宗时期的三十多年中，历任知县、州官、府尹，出使过契丹。曾在工、刑、兵、礼各部任职，也曾在财政、监察部门任要职，直到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官至枢密副使，成为中央政府的宰辅。他是在这个官位上辞世的。纵观包拯一生，他在仕途上对朝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惩治了一批“贪赃枉法，损公肥私。惨虐不法、蠢政害民。贪图荣禄、无耻求进。知识庸昧、才不堪任。恣横奸邪、挟私逞忿。无事生非，兴妖惑众”的各级腐败官员。据现存《包拯集》的近二百篇文稿中，有五十五篇指名道姓地揭露了六十一名与他同朝的官吏。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包拯认为“择官人”十分重要，他曾对仁宗荐言“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希望仁宗对官吏进行仔细，严格的考察，知人善任。他还将盛唐名臣魏征的谏疏抄呈仁宗，希望仁宗能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好谏。”包拯对贪官深恶痛绝，曾怒不可遏地说：“贪者，民之贼也。”他对贪官污吏“从不轻贷、依法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一方面惩治贪官，另一方面建言皇上要慎重取士，委以重任，讲究效率，并建言朝廷推行“七十致仕”的退休制度，以达到“稍遏趋营之弊、颇悖廉耻之风。”
在经济改革方面，包拯在任三司户部判官等要职时采取了“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戒兴作”等一系列措施，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千方百计保全百姓经济利益，他还主张“改牧地令佃耕”，使耕者有其田；又主张“改权盐为通商”，放宽“官盐”控制，废“官搬官运，令商人人钱领钞”，实行“通商法”。
此外，作为历史名臣的包拯，在军事、处理民族矛盾及法制改革诸方面均有卓越的建树。特别是法律方面，他真可谓是“铁面无私”。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两种治理国家的争斗中。往往是“人治”多于“法治”。执“人治”观点者一味强调“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执“法治”观者者则强调“法为准绳”，“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包拯是“法治”的捍卫者和执行者，他特别强调“治国之要，莫大于法”，他把“立法执法”看作整顿吏治，治理国家之要务。强调立法“于国有利，于民无害”，法令不可轻改，法立止绝“内降”，即不走内线，不开后门，不讲人情，不批条子，不以上压下等等。坚持实事求是，明察秋毫，开门办案，无所隔阂。从存世的大量史籍及包拯文集中，随处可见的许多与今世相通的法制原则、观念，审案判案作法，读后令人震惊。包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无价的。
可以说，包拯实践了我国封建时代政府官员的高尚追求，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包拯的文治武功和治国安邦的业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决非数一数二，更非独一无二。类似他这样的忠臣义士，哪朝哪代也可寻出数十上百位来。那么，何以唯独包拯如此受人爱戴?如此流传久远，永盛不衰?尤其是包拯的故事传说，戏剧影视，千年不绝，越演越盛。寻究根由，这是包拯的精神和所作所为深得人心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中，以包拯为内容的戏剧小说胜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真实人物。据《包公——千年之谜》的作者王春江考证，早在包公所处的宋代，有关他的故事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金代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即有记载包拯死后化为神的故事。元曲甲《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陈州粜米》、《智斩鲁斋郎》、《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等均从各方面描写了包公惩恶扬善、解民倒悬的可贵精神。到了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明洪梗所辑的《清平山堂话本》均堪称较早描写包公的故事小说。随后又有《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乾坤啸》、《万花楼演义》、《三侠五义》等系列反映包公的故事小说，戏剧版本流传。谈到包公戏，仅以集“皮黄”之大成的京剧(多源自于汉剧)而言就有《范仲禹》、《秦香莲》、《双包案》、《双钉记》、《铡凌芬》、《探阴山》、《铁莲花》、《血手印》、《乌盆记》、《打銮架》、《铡包勉》、《断太后》、《打龙袍》、《碧尘珠》、《神虎报》、《碧油潭》、《狸猫换太子》、《铡赵王》等大大小小数十出之多，其他各地方剧种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图：裘盛戎饰包拯
最为有趣的是，包公戏早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流传到海外。港、澳、台及东南亚均建庙、建祠纪念包公。近年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政要访问我国安徽、合肥时也曾多次瞻仰包公祠。包公文化早在明朝成化年问就已跨出国界走向世界，公元一四八四年开封刻本《孝肃包公奏议集》就有知府张岫的跋言说：“(包公)至忠至孝，作奋朝绅，垂休后世，非特中国庸人孺子知其名．虽海外杂国，莫不知其名而敬慕之。”明代戏剧《包文拯坐水牢》一剧本，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就于一九八三年发现于维也纳图书馆。他还在欧洲收集到《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三种明万历年问的坊刻本。此外，明万历版本的《全补包龙图百家公案》、《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近由韩国朴在渊教授斥资翻印出版。另有《五鼠闹东京》、《绣像龙图公案》、《忠烈侠义传》三种珍稀作品发现于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发现者为柳存仁先生)。其中，由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根据元杂剧《灰阑记》改编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早已闻名于世。
综上所述，可知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心目中，包公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史上一个极其响亮人物。近年，海峡两岸在文艺创作上也曾几度掀起“包公热”。“包公文化”是一座丰厚的艺术“金矿”，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尤其对于包公的艺术形象，在人文、精神和人性等方面还必须进行新的拓展。窃以为：就“包公戏”而言，只有淡化“青天”意识，注重人文精神，从包公这一艺术形象的心理层面人手，写出他的人性、人情及人的正常心理，在树牢其嫉恶如仇的情感基础上，升华出他对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生，对亲情、友情等诸多方面的深切感悟，那么，包公的艺术形象将更为丰满，更为真实可信，更为真切感人。
(写于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