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十个大队人多数队散人亡，流落异乡。仪剩下汉剧抗宣一队少数队员(约三十余人)和一流亡艺人，先后在沙宜、襄樊、武汉等地演出，因得不到政府安置，只好自己组班，勉强生活。 

　　胜利后，汉剧在武汉逐渐得到恢复，四个汉剧剧场(美成、新长乐、共和、新市场)的营业情况都很好，上座率较高。当时，一般班社人员尚不健全，美成的班社人员则较多，计有牡丹花、大和尚、周天栋、邓云风、李四立等，后又有徐继声、刘金风、刘金屏等名角参加，曾达到一百余人，被称为汉剧的大戏班。其他班社则分别有胡桂林、尹春保、何鸣峰、万仙霞、九龄童、盖鑫培、新化龙、红艳蝉、罗慧兰等人。尤其是农村，农民在饱经战后的痛苦和不安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便对汉剧特别欢迎。由于汉剧是湖北比较古老的所谓正统戏曲，因此，农村酬神还愿，都要清汉剧班演“愿戏”、 “会戏”、 “寿戏”以及演出祭祖点谱的“谱戏” 等。特别是春节期间，还纷纷到武汉接汉剧班去唱会戏。一时间，分散于各地的汉剧艺人都会合于武汉，自由组班，到农村唱草台戏，甚为活跃。据了解，当时长江两岸，江汉平原和通山、应城、黄岗圩等地就有十几个汉剧草台班同时演在此基础上，一九四六年六月，“议剧公会”在武汉得到了恢复，登记的汉剧艺人除流落外省(四川、湖南、河南)的外，共有一千七八百人。大家一致推选吴天宝为汉剧理事委员会理事长，周天栋为汉剧理事委员会副理事长，胡挂林、彭天广、唐庸三、李天中。李罗克、陈春芳等为汉剧理事委员会理事委员。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第三次国内战争，汉剧艺人又一次遭受危难。当时，剧场娱乐税由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三十，还有所得税，弹压费等苛捐杂税。加之每星期日还劳军公演一次，每月各剧钟联合劳军公演一次，而且所得收入全部得捐献给国民党政府。同时，前后台老板也加强了对汉剧艺人的剥削，美成的汉剧大戏班，演一个月戏只发半月工资；其他汉剧班，演十天戏更只发三天工资。演出质量粗糙，庸俗、低劣，毫无生气。 一些名角只得远离城市去跑乡班，如万盏灯、万仙侠、七龄童、魏平原等。可是，跑乡班唱草台，不仅生活不安定(三五天就需换一处)，而且同样也遭受到当地官僚、地主、流氓的欺压、侮辱和蹂躏。当时，在国民党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下，城市茶楼酒肆不准淡沦国事，农村不准赛灯集会，许多地方明令禁演戏剧，加上抓丁派款，苛捐杂税等，逼得汉剧班散人亡，有的艺人穷病潦倒，惨死他乡，竟无人收尸。如王双奎等组织的共和班，在武昌谈会戏，领班被抓，留下周开华死于庙中，无人过问；万仙侠等一到鄂城码头，便被抓，罪名为“邀约惑众，窝藏共匪”，后罚以扫街示众，赶出禁地。这样，各地汉班纷纷流散，不少艺人被迫改行谋生。比如，石灰窑(黄石市)的翟双平等散班后，翟双平等到浠水，吴天良等到金牛镇(回家乡)，熊长武等回武汉；通山县石本田戏班散班后，各自归家务农，或经商；应城县王哈狗戏班是府河派最后一个比较健全的共和班，四八年正月亦散班；天门县刘顺卿的戏班散班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襄樊老河口原是汉剧抗宣三队活动的地方，后由高凤标领班组成汉剧班，四八年在老河口散班，一部分人回武汉，一部分人被南阳接去，落籍南阳；沙市的汉剧班较大，有王长顺等数十人，但也因演出困难，逃往湖南津市三仙湖、草尾一带卖艺度日，后有一部分回武汉，多数留湖南卖唱谋生；只有宜昌的汉剧班，因艺人不多（有刘玉楼、徐春庭、陈素秋等三十余人）而且心齐，再穷也不散班，所以时演时停，成为全省乡班唯一未散班的汉剧班。 各地汉剧乡班散班后，艺入有的归家务农，有的做小贩，做小工，拉人力车，女艺人有的嫁人。只有一些名艺人和贴补角汇集武汉，组成了5个汉剧班，其班社人员如下：

　　美成戏院有：袁双林、黄新保、宋春山、刘双坤、徐继声、黄春元、刘金屏、胡玉凤、李天中、吴良民、周天栋、金桂琴、李四立、王晓楼、刘金风、万凤萍、童金钟、李小山、陈文良、董松迟、罗小毛、陈玉标、汪小保、文金玉等百十余人；

　　新长乐剧场有：付溆岩，蒋宝奎、尹春保、肖德保、刘顺娥、芮天雷、冯小红、刘玉林、云宝艳，小玲龙、王子林、付桂杰等六十余人；

　　业余剧场（原汉剧抗宣一队)有：吴天保、余春衡、张春堂、何鸣峰、李长芬、花中侠、夏图斌、夏国光、罗惠兰、王顺东、焦洪初等三十余人；

　　新市场三楼剧场有：胡链林、姜寿锋、陈春芳、新艳云、李罗克、周菊林、刘金娥、白寿保、刘胜奎、黄化龙等五十余人。

　　共和舞台有：魏平原、贺鸣朋、七岁红、刘继鸣、万仙侠、刘中小、盖兆斌、刘桂来、刘国栋、王燕燕、贺玉才、杨伯龙、魏学廉、胡幼楼、王启新、王育山等三十余人。

　　到了解放前夕，汉剧已濒于衰亡的境地，仅有残破不全的六七个戏班，总人数不超过三百人。其衰败的原因是：(一)抗战以来，汉剧艺人死亡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百余人，其中名艺人就有余洪元、刘炳南、江春庭、朱洪寿、邱志奎、菊长胜、张连奎、钱文奎、陈二红、肖春惠、水仙花、冷天仙、许云霞、陈宝珠、熊范奇、胡友喜、容玉山、第一怪、汪天龙、杨天佑、陈春桂、代天叫、黄双喜、李桂成、汪天松、黄长华、张月红、黄楚云、张梅兰、陈风钦、熊长春、方云甫、罗协堂、蒋占奎、黄玉林、黄天奎、丁春雄。陈大奎、郑天龙、汪长彪、郑润、汪根保护，、曾少华、周鸣皋、冯炳南、黄三、龙留子、刘俊翁、陈财喜、胡二六、王老吆、杨(大)结巴、黄大毛(女)、新牡丹(女_)、云蝴蝶(女)、白牡丹女)、花芙蓉(女、)、韩宝艳(女）、筱红宝(女)、新化江(女)、筱云亮(女)、云仙子(女)、兰凤秋(女)、新兰芳(女)、周云鹏(女)、刘艳候（女)、筱洪元（女)、闵风凰(女)、花艳秋(女)等一百余人。抗战胜利后，又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一些幸存的艺人又相继死去，如：王春华(死后三天无人收尸)、绿牡丹（年老多病无钱医治而自杀身亡)等；  (二)国民党反动统治使汉剧艺人生活动荡，无法正常营业，加之国贫民穷，艺术质量低下，上座率不高；(三)退出汉剧舞台，改行谋生的多；(四)除抗战期间，汉剧在重庆办过一期汉剧科班，就再也没有办科班，使汉剧后继无人；(五）汉剧艺人本身的保守，故步自封，不愿向其他兄弟剧种学习，同时，汉剧艺人生活散漫萎靡，不少人沾上了抽鸦片和嫖赌的恶习。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和湖北全省先后解放。通过党的三改(改戏、改制、改人)运动，广大艺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觉悟都显著提高，焕发了艺术的青春。许多改行转业的男艺人，如王福元、黄六伢、刘长文、涂长胜、戴又鸣、波鸳鸯、樊笑天等和嫁人的女艺人如黄小毛、黄三毛、陈素秋、大鸿宝、杨小红、吴惠侠、刘神童、张美英、小牡丹花(陈伯华)、戴一鸣、李绍云、杨惠兰、龚雪琴等数十人重返汉剧舞台。以后，人员逐年增加，戏校又开办，使得汉剧后继有人，到了五十年代末，汉剧队伍空前大——解放初期恢复汉剧公会(后改为汉剧改进委员会)时，登记的汉剧艺人还不足八百人，十年后，汉剧演职员工便发展到三千多人；剧团也由六七个发展到二十二个。同时，演职员工政治地位也空前提高，不少汉剧演员参加了共产党，有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妇联委员、全国剧协会员等。艺术上更获得巨大成就，不少演员获得全国戏曲会演的一等奖，荣誉奖，或获得省市的特等奖，一等奖，导演奖，创作(包括改编整理)剧目奖等等。汉剧艺术空前繁荣、兴旺，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一代。

　　    据统计，至五十年代末，全省的汉剧团和戏校有：

　　    湖北省汉剧团(团长：刘继鸣)；

　　    武汉市汉剧团(团长：吴天保)；

　　    荆州专区汉剧团（团长：陈仲君)；

　　    沙市市汉剧团(团长：江丽萍)；

　　    沔阳县汉剧团(团长：彭天全)；

　　    天门县汉剧团(团长：贺丁已)；

　　    荆门县汉剧团(团长：华仙娥)；

　　    黄冈地区汉剧团(团长：黄振元)；

　　    浠水县汉剧团(团长：翟双平)；

　　    新洲县汉剧团(团长：雪艳云)；

　　    麻城县汉剧团(团长：李绍云)；

　　    罗田县汉剧团(团长：黄子卿)；

　　    黄石市汉剧团(团长：吴汉林)；

　　    通山县汉剧团(团长：昭明侠)；

　　    崇阳县汉剧团(团长：新化羽)；

　　    蒲圻县汉剧团(团长：陈玉艳)；

　　    嘉鱼县汉剧团(团长：张奇怪)；

　　    汉川县汉剧团(团长：尹春保)；

　　    应城县汉剧团(团长：孙文华)；

　　    宜昌市汉剧团(团长：刘玉楼)；

　　    郧阳县汉剧团(团长：王洪茂)；

　　    恩施县汉剧团(团长：魏莲芳)；

　　    胡北省戏曲学校汉剧科；

　　    武汉市戏曲学校汉剧科；

　　    夤石市汉剧学校；

　　    沙市市汉剧学校。

　　    (按：武汉市汉剧团是一九五三年由武汉市的汉剧抗宣一队、栋联、新市场三个汉剧团合并的，达二百余演职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