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剧团自一九八九年四月实行承包以来，为实现出人、出戏的办团宗旨，加强剧团内部管理，经过一年多的奋力拼搏，使剧团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九九0年六月出席了由文化部委托吉林戏研所在北戴河主办的剧团管理理论研讨会。受到了文化部领导及与会代表们的热情鼓励。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扩大汉剧在海外的影响，我团应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的邀请，经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批准，特邀广东汉剧院梁素珍等八位著名演员作客串演出，由邓泽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团长、阮润学(省文化厅副厅长)和黄佑卿(省汉剧团团长)任副团长、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任艺术指导、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代表赵赛珍携手同行，全员五十八人组建的中国湖北汉剧团，于一九九0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九日，赴新加坡作了为期半月的访问演出，受到了新加坡政府官员、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接待工作委员会及茶阳会馆、南洋客属总会、三江会馆、湖北天门同乡会等会馆和各界知名人士的盛情接待，圆满地完成了十场演出(包括加演的两场)，受到了新加坡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新加坡电视台、电台对我们的演出作了现场录相和录音，并相继在新加坡播放；各种报刊共发表评介文章达五十余篇，登载的各类宣传照片有六十余幅。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湖北汉剧团是所有赴新加坡演出的外访团中的一流剧团，具有第一流的艺术水平。
好戏连台 佳评如潮
中国湖北汉剧团此次赴新加坡演出是中新建交后由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邀请的中国第一个大型艺术表演团体。我们深感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但由于湖北汉剧在历史上还没有剧团到过南洋，那里的观众对湖北汉剧知之不多，加上新加坡的戏曲艺术本身也不景气，国家嘉龙剧场又地处偏僻，因此售票情况很不理想。尽管国家剧场信托局为我们的演出作了很大努力，在一个月前就开始预售戏票，但直到我们到达新加坡后，预售的八场戏票，最高的也只售出了二百多张，最低的只有三十来张。当剧团领导向中国大使馆汇报工作时，杨柏森代办就明确指出：观众要多做工作，首要的问题是把队伍带好，把演出搞好。出访团领导当即作出决定，积极组织排练，采取一切积极措施抓好前三场的打炮戏，打开演出局面。同时拜访了各大会馆和各新闻单位，开展广泛的社会联络。六日上午，新加坡国家刷场信托局又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剧团为新闻发布会组织了精彩片段、清唱的专场演出，记者和一些会馆的知名人士看了我们的专场演出后，对我们的表演水平赞赏不已，他们高兴地对我们说：
“看了你们的演出我们放心了，我们接来的是最高水平的剧团，新加坡的观众一定会喜欢的，你们在新加坡的演出一定会成功。”他们还一致认为：“汉剧的唱腔和道白接近华语(指普通话)，不看字幕也看得懂，”当晚八时半，即在新加坡的黄金时间，新加坡电视台就播放了专场演出录像，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纷纷作出报道，又得还赶发了专访文章。
七日晚，我们在新加坡国家嘉龙剧场作了首场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新编历史剧《雏凤凌空》和广东汉剧《王昭君》片断，观众达12∞余人，有中老年观众，也有较多的青年观众。开演前，不少会馆及社会名流为预祝演出成功，给剧团送来了鲜艳的巨型花篮达二十七个之多。在演出过程中，台上台下的情绪融为一体，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达三十多次，演出气氛之强烈在国内也不多见。演出结束后，新力坡的政府官员及社会名流纷纷上台祝贺。新加坡国会议员符嬉泉兴奋地说：“你们演得好，唱得好，做得好，打得好，确实非常精彩。”前任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峇厘先生说：“湖北汉剧是第一次来新加坡，你们的演出观众看得懂，通过你们的演出，使我们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爱国华侨、青年实业家、南洋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作为我们的经济资助人，专程从香港赶到新加坡观看了首场演出，他热情洋溢地说：“汉剧是高层次的艺术，你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带到新加坡，我特别高兴，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三家华文报的总经理黄锦西先生热情地赞扬说：“你们是中新建交后第一个来新演出的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你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艺术，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新加坡人对湖北是比较陌生的，但看了今晚的演出，使我们知道了湖北，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汉剧团。”新加坡著名音乐家李豪女士看了演出后，情不自禁地对演员们说：“我是湖北汉阳人。离开家乡已有四十多年了，今天又听到了乡音，真是太亲切了。你们一定要到我家去作客。”陶融儒乐社的艺员们看完演出后，纷纷上台祝贺，并希望能与我们开展艺术交流。一些会馆的知名人士及许多热心的观众，都主动上台请演员签名合影，还说：“我们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戏，是我们新加坡观众的福份。”首场演出的成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舆论，各家报纸作了大量报道。 《新明日报》以“观众的心都被蔡燕‘偷’走了”为题发表文章，对主演杨排风的蔡燕和扮演佘太君的张慧兰，扮演小喜鹊的祁建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据悉，这一清新而又幽默的标题是该社的总编辑亲自拟定的，并在广大观众中传为佳话。茶阳会馆励志社娱文主任廖振宏先生在该会馆的宴请会上，还借此标题引发了一席讲话，他风趣地说：“这两个星期来，儿女们投诉他们父母的心不见了，老板们、雇员们的心也不见了，凡是到嘉龙场观赏演出的观众的心都不见了，我们的心也不见了。心啊，心啊!你在哪儿?我们大家的心都让此次到我国演出的中国湖北汉剧团的精彩绝伦的演出 ‘偷’走了。幸好中国湖北汉居团只演出十天，如果再多演数天，我们大伙儿可会随中国湖北汉剧团到中国去了!”
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们观看了我们的首场演出后，张健兴参赞代表大使馆向我们表示了热情祝贺，并感谢我们为中新友谊作出了贡献。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湖北省文化厅及湖北省汉剧团留守人员欣悉我们首演成功的捷报后，也相继致电祝贺。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祝贺和希望，使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倍受鼓舞。
八日晚，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壮日昆先生观看了我们演出的《皇亲国戚》后，称赞我们是“具有中国一流艺术水平的剧团”。
九日晚，我们演出了《八仙闹海》、《林冲夜奔》、《宇宙锋》、《活捉三郎》一台折子戏，全场演出获得了五十多次掌声，高潮处观众还情不自禁的叫起好来(新加坡的观众过去从无叫好的习惯)。谢幕时，观众掌声如雷，经久不息，一个个都不忍离开剧场；演员们在乐队奏出的汉剧曲牌声中一起走下舞台以致谢意，可观众又把演员们围成几团，请演员名合影，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当我们回到住地——海景大酒店后，直到深夜二点，我们还接到一些热心的观众打来电话，询问演员演出累不累，武打后身上痛不痛。有的观众得知我刚三生演员向阳因演出腰部受伤后，还主动提出给他请医生治伤。国家一级演员程彩萍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接到观众的电话，一谈就是十几分钟。新加坡大学蔡曙鹏博士看了我们演出的这台折子戏后，激动得不能入睡，他在电话中说：“看了你们的演出，深感到汉剧艺术真不愧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感到最使人振奋的是你们培养了一批非常有前途的青年演员。”他称赞青年演员金荣霞(主演《活捉三郎》)“身段、舞蹈优美，水袖功、团台功都很过硬”；称赞青年演员蔡燕(主演《宇宙锋》) “不愧是青年中的佼佼者，是难得的艺术人才”；称赞青年演员祁建芳(主演《八仙闹海》)基本功过硬，并认为《八仙闹海》的武打“打出了人物，打‘出了情绪，打得富有滑稽性”。陶融儒乐社的陈莉蓉小姐在电话中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艺员们看了演出后都激动得没有睡觉，自发地集结在一起评戏评艺。
《求骗记》是我们在出国前请著名导演余笑予赶排的一出创作剧目，在武汉时由于服装、布景都已运往新加坡，只作过一次不穿服装的内部汇报彩排。十五日在新加坡演出时，观众掌声达到了三十多次，喜剧效果十分浓烈。散场后，不少观众向我们的演职员打听该剧的作者是谁，称赞“编得好，编得绝”。曾在美国学过多年导演，现任国家剧场信托局理事长助理的韩进元先生评价该戏导演手法是“既没有脱离戏曲的本体，又吸取了话剧的手法”，他认为“发展戏曲就是要走改革的路，要建立导演制”。
十六日晚，是我们出访新加坡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出。应观众要求，我们翻演了四出折子戏，观众之踊跃、情绪之热烈皆居全部演出之首。这场演出给新加坡的广大观众留下了永久的怀念。演出结束后，新加坡的政府要员、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接待工作委员会及各会馆的会长、副会长和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们一起走上了舞台，合影留念，祝贺我们在新加坡取得圆满成功。陶融儒乐社的艺员和观众们还自发地给我们献上了三十五束鲜花，在有节律的掌声中，观众齐声高呼：“欢迎你们再来新加坡!”“中新友谊万岁!”一位叫沈怀兰的女士，得知今晚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出后，挤出时间前来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并给我们全体演职员每人写了一封复印的慰劳信，还给每人赠送了一张新加坡最后一批一元的新钞，以作珍藏纪念。
在我们赴新加坡的演出过程中，还有马来西亚的数百名观众，他们来回要坐十六个小时的汽车，从吉隆坡赶来观看了我们的演出。
我们在新加坡的演出，几乎成了所有报纸宣传报道的热点。在五十多篇的评介文章中，其中不少都是出自新加坡著名的专家、学者之手。新加坡大学的蔡曙鹏博士，他本来有急事要去泰国，尽管这样，他也抓紧机会接连观看了我们的前三场打炮戏，并连续发表了《从“雏凤凌空”看湖北汉剧团》、《为“皇亲国戚”画一幅漫画》、《神仙美女·英雄·鬼》三篇重头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和目前正在东南亚巡回演出的美国纽约交响乐团一样，来自中国湖北省的汉剧团，因为全体成员个个技术强，加上纪律严明，协调配合，而凝成光彩夺目的整体艺术效果”。他“更愿湖北汉剧艺术家们精湛的演出，能使新加坡已经极为微弱的演过汉剧的单位，忽如得天神助，起死回生，出现一个新加坡汉剧复兴的意外局面”。音乐博士李豪女士，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儿乎看完了我们的全部演出。她以《一个老人家的心里活》为题发表文章说：“这是我在新加坡所见到、所听到的最令人欣赏的表演艺术……演员们的演唱几乎都是清新明亮的，吐字清楚，易听易懂，乐队与演唱者的合作，演唱者之间的动作配合又是那样的天衣无缝，生动自然，其自然的令台下的我一听众，也象他们之中的一员。艺术的伟大就是自然化，自然地吸引听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地加入了他们的阵容。”还有一位署名叫区如柏的汉剧知音，在其《高水准的湖北汉剧团表演》的文章中写道：“他们的高水准表演宛如久早逢甘露，给喜爱观赏汉剧的观众洒了一场及时雨，也为新加坡的地方戏曲增添了一番艺术气氛。”另一位叫黄叔麟的《联合早报》的老记者，他把自己精心保存了五十年的一张汉剧本艺术大师陈伯华在青年时演出《宇宙锋》的珍贵剧照，连同他撰写的《“赵艳蓉”来到了新加坡》的文章，一起在报上登载发表，以表示他对汉剧艺术的迷恋，对陈大师的崇敬之情。
广交朋友 增进友谊
我团在新加坡演出期间，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全部演出任务，作为文化使者，我团还出色地完成了广泛的民间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先后拜访过茶阳会馆、南洋客属总会、三江会馆、湖北天门会馆，特别是茶阳会馆和南洋客属总会自始至终对我们演出给予了大力支持。茶阳会馆的会长、副会长们每天在开演之前都佩戴着“中国湖北汉剧团”的标志，在剧场前迎候观众入场，为我们的成功演出，他们同样充满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和自豪感。湖北天门会馆的老乡们也诚恳地表示要经常回湖北观光，为湖北在中部崛起作出贡献。我们还拜访了新加坡电台、电视台、《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及这三家华文报社的总经理黄锦西先生，拜访了音乐博士李豪女士、新加坡著名画家林木先生、新加坡“天下唱片公司”的董事长曾鹏翔先生。牛车水人民剧场的潘总经理表示，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或是后年的上半年一定再度接我团赴新加坡演出。音乐博士李豪女士对我们的演出是场场必看，天天都要到后台看望我们，我团的青年演员都敬称她“李奶奶”。更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我们有幸拜访了新加坡业余京剧团陶融儒乐社，和海外同仁欢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了艺术经验。本月十一日下午，儒乐社派出数十辆小轿车，将我们会访的三十名代表接到该社，社长李仰波先生在欢迎词里称赞我团是中国到新加坡演出过的所有戏曲剧团中“最高水平的剧团”。他饶有风趣地说“以前我们还自以为演得不错，看到你们的演出后。我们简直没有胆量演出了。”他还说：“中国有句俗话，血总是比水浓，我们与你们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我们儒乐社的艺员们是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艺术的。”副团长阮润学在答谢词中说： “我们同说华语，又同习华艺，两国的戏曲艺术同仁相逢在新加坡，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双方还互赠了礼品和艺术资料。在交流会上，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表演了“眼技”，湖北汉剧演员程彩萍、向阳、张波、蔡燕、金荣霞、李瑞明、苏厚超还分别演唱了汉剧的精彩唱段。广东汉剧艺术家梁素珍与新加坡名票张昭英合唱了广东汉剧《盘夫》选段。儒乐社的同人纷纷表示要把他们已辍演多年的汉剧恢复起来，使汉剧艺术能在新加坡重新得到发展。南洋客属总会也表示要请中国的汉剧名师，为发展新加坡的汉剧培养新一代的汉剧艺术人才。
在我们结束了全部演出后，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为我们精心安排了三天的游览，使我们饱览了新加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与此同时，国家剧场信托局、茶阳会馆、南洋客属总会、三江会馆、湖北天门会馆还分别为我们举办了庆功宴。两国友人以新加坡“喊酒”的风俗敬酒共抒友情，宾主们以歌助兴，《友谊万岁》、《别忘今宵》的合唱把宴会气氛推向了高潮。邓泽民致答谢词说：“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和各会馆对中国湖北汉剧团赴新演出的支持和关怀，将载入中新友好的史册，也将载入汉剧的史册。”中国大使馆杨柏森代办也在宴会上讲话说：“中国湖北汉剧团实力雄厚，行当齐全，在新加坡的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为促进中新文化交流，发展中新友谊作出了贡献。”
在我们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晚上，儒乐社的艺员们纷纷赶至海景大酒店和我们谈心，为我们送行。二十日上午九时，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理事长连金水先生、理事长助理韩进元先生、信托局前任主席张良才先生及夫人、南源布庄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森良先生及夫人、茶阳会馆会长周通盛先生、南洋客属总会会长曾良材先生及各界知名人士都赶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中国大使馆的杨柏森代办、一等秘书袁可文同志也赶到机场欢送我们载誉而归。
认真总结发扬新风
严格地说，我们剧团的艺术素质和队伍的思想素质离出国团的要求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但为什么这次出访演出能取得圆满成功，归结起来，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省委的重视、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是我
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今年四月，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派人到武汉看戏谈判时，省文化厅副厅长阮润学就一直作陪，积极促成此事。五月在北京签订正式合同时，又得到了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 演出公司的大力支持。正式合同签订后，由于我团演出物资和设备既陈旧又缺乏。省政府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拨了二十万专款。我们在崇阳组织业务集训时，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领导冒着夏暑多次到集训地看望，对大家的工作和健康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组团时，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同志还亲自批文，为我团出国组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中演公司指派亚洲司的赵赛珍同志， 亲临指导我团的出访演出工作。当我团在新加坡演出时，领导和演职人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白天看排戏、晚上看演出，现场办公、现场解决问题。并针对每场演出的具体情况，作出战术分析和决策；演出前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翁媳闹公堂》由于剧情单一，艺术上也不够成熟，出访团领导除组织认真排练，并通过战前动员会强调演出作风和演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以此刺激了全体演出人员的创造热情，使这场戏演得有声有色，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年过七旬的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每天坚持到剧场参加排练，为保证演出质量作精心指导。不仅如此，领导同志每天都要作大量的拜访和接待工作，他们的忘我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大大的鼓舞了全体演出人员的士气。中国大使馆除每天来人看戏外，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致的关心和爱护，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二、周密的计划，精心的准备，为我们的出访演出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出访前我们从演出剧目、演出物资及演出组织、社会联络、宣传资料都作了认真的准备。同志们说：“出国演出十场，我们辛苦了一年。”这的确是事实。特别是今年四月新加坡派人来武汉看戏并签订了正式演出合同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组织了紧张的业务集训，提高了十台演出剧目质量，购置、制作、整理翻新了全套的演出物资和设备。剧团从一九七六年后，武戏就成了空白，武戏演员调出的调出，转行的转行。但为了出国演出的剧目需要，很多年近五旬的中年演员都参加武功训练。大运动量的训练和排练，不少同志身上痛得连路都不能走，脸上的伤痕青一道紫一块，但他们仍然咬紧牙关、忘我的拼搏。王平同志已有三十五岁，因多年转舞美，在练功排练时，由于劳累过度，不慎折断了腿部大筋。他住院治疗。未等伤痛痊愈，他又拄拐杖跑印刷厂制作幻灯务，获得极高赞誉，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祖国、为湖北人民赢得了荣誉。回国后，受到了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欢迎。湖北武汉的电视台、电台，及各大报纸对我们在新加坡的演出盛况，都相继作了报道宣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一片赞扬声中，剧团党委、团务会又认真的分析了成功中的不足，顺境中的困难，规划了下一步的工作，为继续深化剧团体制改革和艺术改革，争取在尽短的时间内努力办好如下几件事：
一、发动群众，对出访演出的成功作认真总结，在此基础上规划一九九一年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
二、我团创作排练的大型古装喜剧《求骗记》，已被省文化厅纳为全省的重点剧目。我们拟定向省委汇报后，再度组织加工排练，争取一九九一年晋京演出。
三、在此次赴新加坡演出中，与爱国华侨、青年实业家、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多次会晤，他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表示要积极扶持湖北汉剧，对我团给予长期资助，并预想在一九九一年或一九九二年再次支持我们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我们决定组织专门班子和他协调，如达成协议，设想在剧团院内改建一座“姚美良古戏院”，与他进行长期合作。另外，中演公司代表赵赛珍同志鉴于她对我们出访新加坡演出的良好印象，主动进行了联系、推荐，由中演公司派我团参加日本地方戏戏剧节。同时，台湾有关人士也正在和我团商谈邀请我团赴台湾演出事宜，现已签订意向书。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组织在省内的演出。努力提高剧团人员的艺术素质和思想素质，借用以上宏观目标的实现，达到“以外促内”的效果，争取为祖国、为湖北人民赢得更大的荣誉。
